父亲的农具

父亲蹴在院子里，初冬的阳光从泡桐树依旧苍绿的阔圆叶子的叶缝间溜下来，斑驳的光影，落在他的脊背上，晃动在父亲的头发上、额头上。父亲正在用瓦片刮蹭着钉耙铁齿上粘着的干硬土，院子里响起一声声尖利的“刺啦刺啦”声。

镢头、刨耙、木犁、犁铧、磨，就摆在父亲的身边。它们刚从田地里完成一年的耕种之后卸甲归来，锄头、镢头、刨耙、钉耙的铁质部分，用拇指粗的荆条编成的磨的荆条缝里，还粘着田地里的泥土。锄头、镢头、刨耙、钉耙的木把柄上，似乎还留着父亲的手温。现在，父亲要将它们一件件拾掇干净，收拾进屋。一个农人，不仅仅热爱土地和粮食，更心疼手里的每一件农具。

父亲一生终究用过多少农具？这或许连他自己也无法说清楚。毫无疑问，那些将父亲和土地、庄稼、粮食牵连在一起的农具，是杂芜而繁多的。犁耙镢耧，镰锄锨磨，对父亲来说，这些农具不仅仅有着它们特殊的用途，在家里也有着固定的放置处。木犁和套牛耕地的牛轭、夹板、耕绳等用具，耕种时节一过，父亲就将它们高挂在门廊的山墙上，如果不套牛犁地，绝对不会取下来。锄头、刨耙、钉耙，麦子种上后，父亲拾掇干净后，就一排排齐齐整整挂在后院房檐下。铁锨与镢头，父亲几乎每一日都用得着，堂屋门边靠墙的角落，一直是它们固定的位置。这些貌似无谓、琐屑的小事，父亲做得有板有眼，丁是丁卯是卯，似乎他在做着一桩庄重、神圣的大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架子车无疑是家庭农具中的重器。那辆架子车，当初制作时刷在木质厢帮外的黑漆早已斑驳不堪；两只槐木车辕被一双双手天长日久攥磨得滑溜溜，像电镀上了一层金属。车厢前的牛皮攀绳，母亲絮着棉花用布包裹。攀绳搭在肩上，架起车辕，稍稍用点力，车轮转动，架子车便响起一串清脆的铮铮声。那辆架子车，父亲无疑是最疼惜的。拉过粪土，父亲会在车厢里撒几掀干面土，再将厢帮里粘着的粪土弄干净。一天，二姐领着我们去土壕里拉土。下坡时，我坐在车厢里，二姐架着车辕风驰电掣向坡下跑着。二姐终究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转弯时来不及拐头，车辕重重撞在了前面的土坎上，“咔嚓”一声，一只车辕折断了。二姐哭了，不是因为她磕破了膝盖，而是害怕父亲责骂。父亲来了，看到人没事，拉起断了车辕的架子车回村。后来，父亲找来木匠，衬着根木料将那只折断的车辕绑扎在一起。那辆架子车，像一个负伤的士兵，又用了好几年后，才换了辆新的。

不仅仅是槐木车辕有折断的时候，锄头、镢头、铁锨那些明晃晃的刃口，用着用着就会卷刃或明显秃了下来，于是，父亲卸下锄头把，顺手提着秃头秃脑的锄头，去镇上的铁匠铺回炉淬火，或者加片钢，让铁匠叮叮当当敲打一阵，它们照旧会用下去。但有些农具，用着用着就忽然不见了，再也找寻不到它们的踪影。那把镢头，把呈枣红色，像油浸过似地闪射着青釉釉的光泽；包箍下的镢尖有一尺多长，明光闪闪，双手抡起来既得力、吃土又深。父亲去土壕拉土，或者收拾荒地，种麦子种玉米，架子车里总少不了那把镢头。

冬天，上冻的土地僵硬得像块石头。父亲往手心里吐口唾沫，将那把镢头抡过头顶，通通几声，僵硬的土地依然被它挖开了一道道口子。但那把镢头，有天说不见就不见了，父亲找遍家里的角角落落，连镢头影子都没有。父亲记起，前天用它挖过地头，父亲去地里找过一趟，地头空荡荡，连根柴火棍都没有。后来，父亲又买了把新镢头，新镢头比那把镢头要轻巧得多，但挖起土来虚头晃脑，震得双手虎口生疼。父亲每次干活都会说起那把镢头，惋惜得像是丢失了一头与我们耳鬓厮磨好多年的大牲口。

渐渐地，村庄里的牛马越来越稀少了，门廊山墙上挂着的木犁，好多年了，几乎没有取下来的时候，套牛耕地的牛轭、夹板、耕绳、犁铧、牛笼嘴等用具，早已不见了踪影。那条荆条编制的、父亲要咬着牙才能扛在肩上的两米多长的磨，起初常年搁在后院墙根，后来被父亲架到麦场的麦草垛顶，日晒雨淋，没几年就散架了，最终被母亲当柴火塞进了灶膛。旋耕机、播种机、收割机驰骋在田地间；镰刀、刮板、刨耙、钉耙，父亲还没来得及从楼上、后院房檐取下来，收种时节就过去了。父亲老了，曾经扛得起磨和木犁，拉得起满满一架子车麦捆的父亲，现在就连一件轻巧的钉耙也举不起了。

冬天的午后，父亲靠着墙，坐在后院房檐下，暖烘烘的阳光，落在父亲佝偻的脊背上，跳跃在父亲头顶稀疏的白发上。在父亲身旁，锄头、钉耙、刨耙等农具依旧挂在房檐下，它们曾经明光闪闪的锋利刃口，如今秃头秃脑、铁锈斑斑。但锄头、钉耙、刨耙布满灰尘的木把柄上，依然可以看见一双双手天长日久攥握过的痕迹，好像那里镌刻着父亲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