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西北三路地名考

旧时西北三路民居 陶浒 绘

偏处古城西北隅之西北三路，南界莲湖路与洒金桥相通，北出北城墙与环城北路交会，是西安城西进出城的一条重要次干道，其对整个西安交通的价值和作用不可小觑，至今仍可说是一条颇有名气的街道，以至有关方志介绍西安城市建设和管理时，都不忘给以专条提及的待遇。

这当然是值得欢迎和肯定的，但有些志书在记载其历史沿革方面，多有含混不清、郢书燕说之处，让人憾叹不迭。如1986年出版的《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西安市地名委员会暨西安市民政编）第二章第三节莲湖区“西北三路”条下写道：

……民国年间以位于城西北隅按序数命名。1966年改成前卫路，1972年改为前卫街，1982年恢复原名。

就关于此路的出现，没有任何信息，最关键的一句“民国年间以位于城西北隅按序数命名”，也只是说明因啥原因依何根据命名而已，依然没有人们最想知道的答案，而且所谓的“民国年间”云云，也极笼统，因为民国时期从1912年元旦至1949年9月30日，前后将近38年，此路命名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个时段，也无确切交代。其次，此路“1972年改为前卫街”，也不知其何所依据。尽管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一带坊间确有呼之为“前卫街”的说法，无奈考以1972年4月24日西安市革命委员会市革发〔1972〕18号《关于恢复各区公社和城区街道原来习惯名称的通知》，当时此路的“现名”，明确地写着“前卫路”而不是“前卫街”，考以1983年元月西安市地名工作小组编《西安市地名簿》和2001年出版的《莲湖区志》第十五篇教育志所附《莲湖区1949～1993年域内小学一览表》，其此路的“原名”仍是“前卫路”而不是“前卫街”，这里位于药王洞128号的一所小学，仍叫“前卫路小学”而不是“前卫街小学”，足见此路其时正规的名称，是“路”而不是“街”，“前卫街”云者，不过当时人们“俗称”罢了，想不到竟被当作正式名称写入志中了。再者，其“1982年恢复原名”的记载，也肯定是错的。原因是1983年元月出版《西安市地名簿》的“标准名称”明确写着“西北三路”，备注栏里不容置疑写着“1981年复名”，志中“1982年恢复”的说法，一看就是没有细览这份资料。

又如《西安市志》第二卷《城市基础设施》中“城市道路·次干道”下的“西北三路”写道：

西北三路南段始建于明，清初因巷旁建有关帝庙（又称老关庙）而称老庙巷，老关庙与洒金桥交会口，称老关庙十字。民国十七年（1928），老庙巷向北拓至城墙，并按城西北隅街道序数命名为西北三路。抗日战争初期，西北三路北口城墙凿土洞，连通城外林带。1966年城墙土洞开为缺口俗称“小北门”，西北三路改名前卫路……1972年改名前卫街，1982年恢复现名……

其中“1972年改名前卫街”，“1982年恢复现名”两处史实或时间的误植，不再赘述。其“南段”到底从哪到哪，并未言明，只有查了上述《西安市地名志》所附根据光绪十九年十月中浣舆图馆测绘图改绘的《清西安府图》，才能知道原来是指九府街（即今青年路）西端以南这段。其“民国十七年（1928），老庙巷向北拓至城墙，并按城西北隅街道序数命名为西北三路”的说法，也明显失诸武断。因为经查民国二十一年西安市政处所绘之《西安区域图》，其时已是1932年了，九府街西端以北至城墙一片较之上举的《清西安府图》，并无怎样变化，这条路并没有出现向北延伸的情况，目前所能确定的是，直到民国二十八年亦即1939年5月西京建设委员会绘制的《西京市现有道路交通图》上，才有了包括此路在内的几条以“西北”二字打头、由西往东依次排序的西北一路至七路。所以，此路自今青年路西端往北这一段，1932年至1939年这个时段，再具体说，是民国当局1932年决定设立并建设西京陪都不久，由西京建设委员会提出、省建设厅拓建的，所谓1928年向北拓至城墙的说法，无疑与史实相去甚远。至于其“抗日战争初期，西北三路北口城墙凿土洞，连通城外林带”的说法，则更是不知从何说起。盖以已经披露多年的若干档案史料的记载，抗战初期，此路出城这块儿，是正经开了防空便门的，虽然限于当时条件，这个便门确实简陋了些，但也并不至于就是一个一般的“土洞”。如1939年4月19日西京市政建设委员会第一二一次会议记录记载：

八、决议第1项：⑴开辟柏树林、大差市、大油巷、西北三路、崇礼路城门五处，由建设厅继续开筑，做法高宽各三公尺；⑵城门外有水者做便桥；⑶开筑环城路……

1939年11月21日西京建设委员会致陕西省政府函称：

案据本会工程处十一月十一日呈文内开“案奉本市南四府街接抄原文至实为公便”等情，复据本会总务科签，“拟新辟东门（崇礼路便门）为‘平夷门’，即平定岛夷之谓；北门（西北三路或老关庙便门）为‘怀远门’，即怀柔远方之谓；南门（南四府街便门）为‘震海门’，即威震四海之谓，亦即震慑南海之谓；又大差市未动工之城门为‘定原门’，即奠定中原之谓”等情。据此，当经提交本会第一三○次会议决议：“函省府征求意见”等因，记录在卷。查西京居全国中心，为周秦汉唐之首都，为中华民国之陪都，战后定鼎，抑或于此，对于城门命名，允宜郑重将事，相应函请贵府妥予核定见复为荷。

而尤其莫名其妙的是，西安城外的林带是何时才有的，那个时候能有林带吗？真是异想天开！须知现在西安的许多城门，都是在抗战防空便门的基础上继续拓筑的，抗战以前，准确地说遭遇并防御敌机空袭以前，西安的城门除了东西南北四大城门外，也不过就是中山门、玉祥门、中正门（今解放门）三座，后来一众防空便门的开辟，完全是为了人们躲避敌机空袭的方便，并不是供人出城消遣游玩的，以当时条件，又哪来的什么林带！

再如《莲湖区志》第五篇《城区建设管理》中市政建设下“道路·次干道”的“西北三路”条写道：

南段始建于明，因路南西口处曾建有关帝庙，俗称老爷庙，曾得名老庙巷。民国时改称老关庙街。民国十七年（1928），将此街开辟至城墙，按位于城西北隅街道序数命名。抗日战争期间为逃避日机空袭，在城墙上开凿一仅容1～2人同时穿行的小洞通往城外，50年代末，才打开小北门缺口，连接间断不通的环城北路。1966～1972年，曾名前卫路，1981年恢复现名。

说民国时此路的南段由老庙巷改称老关庙街，的确不错；说抗战期间开凿“小洞”以供人“逃避日机空袭”，也有相当道理（尽管并不准确）；甚至其所说“1981年恢复现名”，也甚是，只可惜其北段亦即今青年路西端往北一段拓辟的时间，照抄《西安市志》，错得没有眉眼，抗战期间北城所开到底是“门”还是“洞”，也是拾人牙慧，不甚了了；其“50年代末，才打开小北门缺口，连接间断不通的环城北路”的说法 ，也使人疑点重重；而其“1966～1972年，曾名前卫路”的提法，更尤足以令人诟病——1966～1972年曾名前卫路，1981年恢复现名，那么1973年至1980年这七八年间，该称什么名字呢？较之《西安市地名志》和《西安市志》，不仅倒退得厉害，而且一满给弄黏糊了。

众所周知，方志著作历来都是以其公认的权威性受人推崇与高看的，而这种权威性，除了它浓重鲜明的官书色彩以外，首先来自于其史料的可靠与所志史实的客观准确，所以似此同一条道路，几部志书对其历史记载，竟或同或异地都存在着不少史实或时间的硬伤，没有一部是清清爽爽、利利索索的，实在让人遗憾的同时，吃惊不小。窃想出现这些问题，一种可能是各位虽号称专家，别具长才，但却并未掌握足够翔实的史料，别的不说，就是民国时期的几张地图和当年开辟防空便门的有关档案，都没有去档案馆查过，或者去了并未查得彻底，对所涉相关问题，压根就不甚了解，无奈之际，轻信了坊间许多道听途说的议论。一种可能是看似占有一些资料，但绌于修养理解，如此路恢复现名的时间，《西安市地名簿》第28页备注栏内，明明白白印有“1981年复名”，但因此簿印行时间是“一九八三年元月”，《西安市地名志》和《西安市志》的编者，竟都想当然地理解并落实为“1982年”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文字锤炼不够，表述上缺乏必要的严谨，像“按城西北隅街道序数命名为西北三路”和“1966～1972年，曾名前卫路，1981年恢复现名”等，就都属于此类。不仅此也，积多年的耳濡目染和躬与数役的经验，我还敢进一步断言，之所以出现这些问题，有撰稿方面的责任，也有审稿方面的责任；既可能是水平不济有以致之，也可能是态度虚浮有以致之，而归根结底，又无一不是现行修志工作中应该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