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徙中的藏羚羊（资料照片）。 受访者供图
“藏羚羊的种群命运，从来不是一条平稳的直线，而是一条剧烈波动的曲线。这一次，我们用高精度基因测序，清晰地捕捉到了它们在数万年历史中的每一次‘崩溃’与‘恢复’。”3月3日，第十三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陕西省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吴晓民在接受采访时，用这样一句话概括了有关藏羚羊的最新研究成果。
近日，云南大学于黎研究员团队与吴晓民团队联合攻关，首次发布藏羚羊大规模种群基因组数据，以高精度基因测序与群体历史模拟，揭开了这一珍稀物种在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双重影响下，数万年“崩溃—恢复”交替循环的演化密码。相关成果2月26日发表于《中国科学：生命科学》上，为藏羚羊这一高原旗舰物种的演化与保护提供了里程碑式的科学依据。
这项研究得益于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的资助，是我国高原动物演化与保护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与生物演化的天然实验室。晚更新世以来，冰期—间冰期旋回，以冰盖扩张、气温剧变深刻塑造了高原物种的演化轨迹。进入人类世后，人类活动强度空前提升，气候波动与人为干扰叠加，让广布型、长距离迁徙的野生动物面临更严峻的生存挑战。
藏羚羊是全球最神秘的长距离迁徙有蹄类动物之一。它们穿越风雪、跨越山河，在极端环境中繁衍生息。然而，这个物种的命运始终笼罩在一层迷雾之中。晚更新世以来的冰期旋回、末次盛冰期的严寒、史前人类的狩猎、近代盗猎的疯狂……谁在何时按下过藏羚羊种群发展的“暂停键”？谁又在何时按下了“恢复键”？这些问题，长期悬而未决。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藏羚羊种群数量和规模逐步回升，但气候变迁与人类活动如何交织会影响其种群兴衰、不同地理种群是否存在遗传分化、哪里是藏羚羊最稳定的避难所等关键科学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清晰解答。”吴晓民进一步解释，此次联合研究，正是带着这些疑问，用基因组技术为藏羚羊撰写一部详尽的“生命史书”。
“过去，我们靠脚印、靠望远镜、靠红外相机，能看到它们‘现在过得怎么样’。但要回答它们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必须靠基因组。”吴晓民说。
为了揭开这段尘封的演化史，研究团队跨越西藏、青海、新疆三大藏羚羊核心分布区，首次获取覆盖三大地理种群、85个个体的全基因组重测序数据。这是全球迄今规模最大、覆盖最完整的藏羚羊基因组数据集。基于这些数据，团队开展了系统的藏羚羊种群遗传结构与演化动态分析。
基因组证据显示：青藏高原所有藏羚羊属于单一遗传种群，不同地理种群间存在极强的基因交流，不存在显著遗传分化。这一发现印证了藏羚羊独特的迁徙繁殖策略——每年夏季，雌性藏羚羊跨越数百公里前往固定产仔地，部分母羊与幼崽在新栖息地定居，不再返回原越冬地。正是这种“迁徙即交流”的生存方式，让藏羚羊始终保持高效基因流动，避免了遗传隔离。
“这也意味着，藏羚羊的保护，不能是碎片化的。可可西里的、羌塘的、阿尔金山的藏羚羊，看似分属不同区域，实则是同一个基因池。保护它们，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谋划。”吴晓民强调。
更令人震撼的是，团队通过群体历史模拟，精准还原了藏羚羊数万年来的种群兴衰曲线。研究表明，藏羚羊至少经历了5次由气候与人类活动主导的“大崩溃”与“大恢复”。末次冰期的严寒让藏羚羊种群大幅下降，末次盛冰期更是险些让这一物种从地球上消失；冰期结束后，气候回暖，种群逐渐恢复。进入人类世后，人类活动成为主导藏羚羊命运的关键力量，约6000年至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史前人类过度狩猎让藏羚羊种群再次锐减；约2400年前，随着高原先民从狩猎转向农牧经济，捕猎压力降低，藏羚羊种群迎来复苏；15世纪初，藏羚羊种群再次扩张。
“但最剧烈的波动，发生在近代。”吴晓民介绍，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非法盗猎猖獗，到90年代末，藏羚羊种群数量较1950年锐减超90%。2000年以后，我国全面加强执法保护、建立自然保护区、打击盗猎产业链，藏羚羊种群数量迎来历史性恢复，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典范。
作为一名长期扎根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研究者，吴晓民与藏羚羊打交道逾20年。从早期的人工野外追踪，到后来的卫星定位监测，再到如今的基因组解码，他见证了这一物种从濒危边缘逐步复苏的过程，也亲历了研究手段从“看得到”到“读得懂”的飞跃。
“这次研究不仅厘清了藏羚羊的演化历史，还通过生态位模拟，锁定了它们数万年来的生命庇护所——可可西里、羌塘高原等区域，在气候波动与人类活动干扰中始终保持生态稳定，是未来保护的关键区域。”吴晓民说。
从冰期挣扎到人类庇护，从濒临灭绝到种群复苏，藏羚羊的万年生死轮回，是一部生命演化的史诗，也是一面映照人与自然关系的镜子。这一次，基因组技术为这面镜子提供了最清晰的“画像”。（群众新闻记者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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