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循道而为

作家安黎著作颇丰，在体裁上有小说、散文、杂文等，在体量上既有长达数十万字篇幅的长篇小说，亦有数千字乃至洋洋洒洒万言以上的大散文，抑或千字左右的精短小文。而无论哪种文体，其创作语言都留下了清晰的个人印记。其语言的最大特征是严谨、实在，所出皆言之凿凿、掷地有声，由这样的语言承载的文本，便也标示出了鲜明的个性特色和独特的思想力量。

阅读安黎的文章，会发现精确与严谨共存，丰富与节制同在。这一艺术特色贯穿始终，从遣词用句到叙事逻辑上，他一直自觉遵循着这一特色，而支撑这一特色的，当是他的务实精神，是他的价值观使然。

安黎的散文很少披着华丽唯美的外衣去抒发虚无缥缈的个人感情，题材多是纪实的，或家乡的山水风物，或身边的人情世故等，内容似乎无所不包，又分明经过严格筛选。他既观照现实，尊重客观存在，紧接地气，贴近普通大众，又不忘去探索事物现象背后的深意。这就要求他融叙事与阐理于一体，他显然做到了。文字在他眼里是严肃庄重的，他舍不得浪费，亦不屑于用庄严的文字去书写那些朦胧模糊的情感和空洞的思想，更不屑于以己之昏昏而妄想使人昭昭。秉持务实精神的他一定是言之有物、言之有情、言之有思。

在安黎的创作中，语言永远只是表达情感和思想的工具，使用这一工具，是为了还原事物的本质和探究人性的本质。形式和技巧只能为内容服务，这是安黎的散文创作中务实精神的又一体现。精确和务实，既是他的语言特色，亦为他行文的要旨。务实精神，让他实现了节制与丰富的矛盾统一：节制，让他的语言极具力量；丰富，让他实现了表达的自由流畅。

安黎的散文，尤其是万言以上的篇章，结构层叠迂回，内容博古通今，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气象和意蕴。但见他纵横驰骋、东西铺排，让人莫名怀了几许担忧，恐他收不回神游，然而他经过一番上下贯穿、左右逢源之后，自自然然、轻轻松松地回到了主题思想，正是张弛有度、收放自如，放得开、走得远，途中旁见侧出，却又能牢牢地吸取题神，一切笔墨指处，皆可为我所用。譬如他刊发于《钟山》杂志的一篇文化散文《关垭子》，就显见得这一功夫。

战国时期，楚国为了防范日益强盛的秦国，便在与秦国的边界处修建了一座长长的高墙，是为楚长城，位于今湖北与陕西交界处，名“关垭子”。这道隐于历史缝隙之间、时空褶皱深处的古长城遗迹，本是寂静的、枯燥的、干巴巴的，安黎却用朴素平实的语言，将之还原得活色生香、多姿多彩，挖掘出了古长城的人文意义和精神气韵，再现了秦楚之间的前世今生，分别探析了两地迥异的文化背景和风土人情，以及在历史演变进程中人的作用力，从中折射出了人性的本质。透过那些流畅如长河的文字，这个沉默经年的遗迹，这道寂寂无声的残垣断壁，被作家赋予了鲜明的生命色彩。相信读过安黎的《关垭子》一文，读者对这个地方和这段历史以及演绎其间的悠悠岁月，都会留下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记忆。

所谓文章千古事，所谓文以载道，所谓文学即人学，安黎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他的文章都是有思想有情感的，那些时而如大河滔滔、时而如溪流淙淙的文字，洋洋洒洒的长篇大作中彰显着深邃的思想，精短的千字文中同样明晰着哲思妙理。任何一个现实意象，在他手里都能成文，且无不蕴含切实的效用。他的语言文字是平实的、朴素的，他的文章却是深刻的、不凡的。

安黎认为，好的文章是有善德的，是务实的，负有化育民心的使命，能引导人向上、向善。最能代表这一理念的作品，当数他那些精短小文。譬如他连续创作的系列短文《文学应守德而为》《文学与善同行》《文学要循道而行》《文学是一台探照灯》《文学是一台探测仪》等，这些散文构思精巧、语言精练、说理透彻，彰显着他的文学观、价值观。

除了书写历史题材时着墨于时光深处的帝王将相和王朝更迭，他更多着眼于身边的小人物。是的，安黎的笔触始终在人间，他的文字始终观照着普罗大众，他的心始终聆听着世间的种种微弱声音。我们从他的文字中认识了一个个平凡普通的小人物，他们渐次鲜活于我们面前：以他的文字为翅翼，以他的笔墨为路径，小人物得以被“看见”，民众的酸甜苦辣得以被“看见”，这正是他的务实精神的真实写照。“文如其人”这一说法，用在安黎身上，当是严谨而恰当的，因为，他的确是个真诚而务实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