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与闰土们

来西安医治疾病，蒙友人介绍，住进一家名曰“故乡润土”的快捷酒店。乍一看店名，我马上想到鲁迅小说名篇《故乡》和其中人物“闰土”，只是店名中的“润土”比小说中的“闰土”多了“三点水”。我想，这大概就是老板的精心与智慧了。不过，这也不能因此就说老板非要勉强搭鲁迅《故乡》的车了。

熟悉鲁迅文学经历的人都知道，先生与西安确曾有过不解之缘。1924年7月21日，鲁迅应当时西北大学校长傅铜邀请来西安讲学。讲学之余，先生常光顾于南院门、碑林、大雁塔、曲江、荐福寺，以致很多市民开始知道古城里有个从北京来的姓周的老头。先生颇喜欢看秦腔，仅在易俗社就看了5场戏。这就不难理解后来先生为何给易俗社写了“古调独弹”的匾额，并赠送50块大洋了。显然，先生在西安是玩到了兴处，也受到了宠爱。

我们无法奢求鲁迅为西安留下经典的作品，但西安人、陕西人一直把先生记在心里，这“故乡润土”酒店的总经理曹高胜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鲁粉。他1968年生于渭南郊区一个叫程曹村的偏僻村庄，跟我算同龄人，也有着相似的经历。曹高胜说，他们家兄弟姐妹六人，都是本分的农民，高中一毕业就回村劳动。在上世纪80年代，渭南农村还很贫穷，每当夜深人静，他就躺在西瓜地里望着天空数星星。他反复琢磨，如果这样下去，不再改变，说不定自己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了。高加林虽然进了城，但最终由于自身的投机与世俗被城市赶了回去。这不仅是人与人的矛盾，更是城与乡的对立。而要真正地改变自己，或者是改变家族家乡的命运，曹高胜觉得自己必须选择进城，似乎只有进了城，他才会告别闰土的人生。

曹高胜想到了在西安城里的姨父。他给姨父写信，希望能在城里给他找个工作，最好是个合同工。那一年，哥哥姐姐们年龄大了，相继都要结婚，这给身为农民的父母造成难以想象的压力。得到姨父的回复后，曹高胜毅然决然地告别父母，进城了。听说三娃要进城，他母亲哭了，说别看俺娃一米九的大个子，可娃终究还是娃，从小没出去过，要是被城里人欺负可咋办?曹高胜含着眼泪说，妈，您和我大放心，三娃不混出个样子绝不回来见您。

在最初进城的日子，曹高胜完全靠自己的体力认真地干活，他并没有城里人的心计，跟某个领导某个利益群体去搞关系，可时间长了，他就被人视作眼中钉了。在某个傍晚，他被几个工友暴打了一通。那一刻，他感到非常害怕、自卑，比闰土在鲁迅面前喊一声老爷，比孔乙己拖着残腿赊账喝酒还凄惨。那个夜晚，他看到天上的星星是可怕的，那委屈那痛苦他多么想在母亲面前倾诉。可是，倔强的性格告诉他，他必须像路遥所说的，这个世界没有人能把自己打倒，除非被自己打到。

曹高胜辞职了，他选择了自己单干，筹钱建食品厂，搞地产，建酒店。在故乡润土酒店二层餐厅，我和曹高胜二人把酒小酌，听他讲自己的创业故事。我问他，你从1987年进城到如今已经34年了，你觉得你算成功人士吗?曹高胜说，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不一样，比起当初，我像闰土一样每天在地里看西瓜，现在已拥有了自己的公司、酒店，养活几百人，这肯定是一种成功。但是，一个企业要取得更大的成功，光凭出汗硬拼是不够的，还要拥有自己的文化。我问，你把酒店取名“故乡润土”，是不是受鲁迅小说《故乡》的影响呢?曹高胜说，他从小一直有上大学的梦想，由于种种原因，他只上了高中就回村务农了。上学期间，他在课本上读得最多的就是鲁迅的作品，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先生的散文化小说《故乡》。该小说创作于1921年1月，距今整整发表100周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个子高高的项上戴着银圈手举着钢叉扎猹的少年闰土”。

看着曹高胜微醺带有少许得意的面容，我猜想，这就是鲁迅笔下的闰土吗?我觉得他是也不是。清醒的大脑告诉我，昔日的闰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闰土不但走出了黄土地，来到了大城市，而且走出了国门。曹高胜说，前几年，他一度到亚欧非的十几个国家考察，他想把“故乡润土”做成连锁酒店。他懂得，在国外有无数的闰土们都希望回到故乡，吃到童年的滋味儿。

在西安不觉住一个多月了。与曹高胜经常小聚的日子，我常感觉他隐约有着不可言喻的隐痛。我问他，你的事业小有成就，你难道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曹高胜说，他现在并不担心什么，他有两怕。一是怕夜晚看星星，看到星星就会想到故乡，想到那段看西瓜田的贫穷日子。再者，他怕回故乡。故乡和家乡是不一样的，父母在家在，如今父母不在了，每次回到老家院子门口，腿肚子都打软。一个人，不管你在外边有多么成功，最希望有父母和你分享。尽管父母在的日子，他把最好的条件都给提供了，可父母真的走了，他心里还是空落落的。曹高胜常问自己，那个叫程曹村的村庄还是自己的吗?我还能回得去吗?

曹高胜的话听得我心酸流泪。是的，我们都是曾经的闰土，今天我们已经长大了，在世纪交替的城与乡的情感徘徊中，我们的心该定在何处呢?没人告诉我们答案，或许永远没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