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这些年

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几代人风风雨雨走来；每当举步维艰时，党的光辉总是照耀着我们这个家庭。在两代老人的鼓励下，我成了大家庭中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老家在山东曹县，曾是鲁西南一个贫困县。爷爷是远近闻名的山东好汉，乐善好施的故事被乡亲们编成顺口溜。爷爷被日本鬼子抓去修炮楼，鬼子看他身材高大，便和他摔跤。爷爷接连摔趴下几个鬼子，最后佯败，惹得小鬼子哈哈大笑。奶奶娘家在河南商丘，她是城里师范学校的洋学生。小舅爷为保护奶奶，夺过鬼子刺刀扎到鬼子屁股上。奶奶和一帮洋学生逃到美国人开办的医院才躲过劫难，而小舅爷被一群鬼子刺死，大舅爷逃到了上海…… 然而，奶奶娘家却收留了日本人遗弃的婴儿，也就是我姨奶。上世纪90年代，姨奶专程从河南来陕西看望奶奶，我领着她俩逛了华清池。

家乡解放后，奶奶被选为妇女代表，不久又当上了乡长。我家乡离黄河故道不远，1957年家乡突发大水，全乡颗粒无收，各地已出现饥荒，救济粮很快用完。身为乡长的奶奶，组织全乡人自救、投亲靠友。奶奶、爷爷率领一大家人，来到了陕西关中，在党和政府的安排下，在一小县城安家落户；奶奶即被任命为街道治保主任，重点管理各地逃荒者。

16岁时，父亲进入铁路系统，在西安工务段当工人。后来，有个姓巩的段长家访，看到我们困难的八口之家，便将情况反映到有关部门，父亲很快被调到了家门口一个铁路工区工作，1992年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父亲是独生子，奶奶承受不住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打击，一头栽倒在地，从此瘫卧在床18年。我上中学的弟弟，最受父亲疼爱，亦承受不了，从此精神严重抑郁。和父亲同岁的母亲接过这个家，又开始了新的艰难岁月。父亲单位知道情况后，领导前来慰问，给我奶奶每月发生活费，不仅让弟弟接班成了铁路工人，还安排他去医院治疗。母亲伺候奶奶18年，为她养老送终，长期卧床的奶奶没得过褥疮。其间，电视台、网络、报纸等媒体前来采访，当问到母亲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总说：“习惯了，习惯了。”连一句闪光的语言也没有。市委、市政府领导来家里慰问，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说：“您是全市人民学习的榜样！”母亲被评为市十大道德楷模之一。母亲还抚养着弟弟的儿子，同时还牵挂着弟弟，怕他犯病，操心他有没有按时吃药。大字不识的母亲，将弟弟的儿子养到了18岁，考到北京上大学。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部队退伍，来到位于山区的某铁路机务段工作，不久任党委宣传助理，成为西安铁路局宣传工作者。然而，家里的一切让我心里非常痛苦，彻夜难眠，多次站在黄土高坡上流泪嚎叫。终于，我下定决心来到离母亲不远的新丰镇铁路上当了工人，这样天天可以回到她身边。如今，我在西安电务段门卫工作，通俗点说就是看大门的。我虽然不是干部了，但一直要求自己从不丟弃干部的素质，先后成为中国铁路和陕西省书协、作协会员，还被铁路局文协任命为文学理事，是我们段唯一一个。多年来，不论工作如何变动，我都力所能及为单位服务；不论走到哪里，但凡有机会，就多为社会做好事。我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这让我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惭愧。再有五年多我就退休了，希望离开单位的那一天，我可以对自己说一句：这辈子无愧于党。

党的温暖关怀和清风传家的良好家风，影响着家中一代又一代。继我之后，我这一辈和小一辈中先后有人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尤其是侄女还被评为陕西省优秀青年！女儿大学里三年获得奖学金。我们这一大家的故事，成为街坊邻里和亲朋好友传播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