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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组建人民空军的台前幕后

作者:马昌法

发布时间:2020-07-28 16:05:00

来源:群众新闻

开国领袖毛泽东面授机宜,兵团司令员刘亚楼领衔受命,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苏谈判,采购飞机,寻求援助,在1949年11月11日完成组建人民空军的光荣任务。人民空军一成立就在朝鲜战争中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空军交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

起初只想组建一支飞行部队参加渡江战役

1948―1949年,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历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胜利地完成对国民党主力的围歼,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这时,党中央政治局高瞻远瞩,在1949年1月8日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中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及一支保卫沿海沿江的海军。”接着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和步骤。

初创时期的东北老航校——用马车拉运飞机和航材转场。

刘亚楼当时作为东北航校的校长,也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组建空军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1949年2月下旬,刘亚楼在北平(今北京,下同)听取了东北航校训练处处长吕黎平、东北航校第二飞行大队长方华(“东野”入关前,刘亚楼曾指示吕黎平、方华带队入关,对平津地区国民党遗弃的航空人员和遗散的航空器材做接收工作)关于辽沈、平津地区接收情况的汇报后说:“南京国民党政府不接受毛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目前,正在拖延时间,妄图凭长江天险据守。因此,人民解放军要积极准备渡江作战。航校是否可以组建一支飞行部队参战,为渡江战役作出贡献?”

吕黎平、方华觉得事关重大,一时拿不定主意。刘亚楼没有要他们马上答复,只是说:“你们回去后具体计算计算,研究研究,限3天内向我汇报。”

两天以后,刘亚楼收到了吕黎平、方华送来的一份书面报告,上面写着:航空接管处临时党委认真研究了刘参谋长关于组建飞行部队的提议,认为是航校为全国解放战争作贡献的好时机,机不可失;目前航校原有的和最近缴获的能参战的飞机已有40多架,具有作战经验和经过短期训练参战的飞行人员有50余名,可组建两个战斗机中队、一个轰炸机中队的混合大队。经每人20小时的突击训练,从4月份开始至5月底结束,可达到作战技术水平,然后飞赴济南、徐州机场待命,以支援渡江战役……

刘亚楼听取了吕黎平、方华的详细说明,与他们一起讨论了组建工作的可行性后,说:“这个计划与报告,要经过‘东野’首长同意后再报中央军委批准,才能行动。”此后,刘亚楼向“东野”首长汇报了组建飞行部队支援渡江作战的设想,并发报请副校长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迅速到京。常乾坤、王弼赶到北平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已经召开。为使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了解东北航校建设的情况,也为了使航校建设直接得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亚楼报请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东野”首长同意,派常乾坤、王弼去西柏坡向中央首长汇报。

毛主席连赞:了不起!中央成立军委航空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等问题,并通过了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

3月8日晚,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陈毅、邓小平、聂荣臻等,召见东北航校副校长常乾坤、副政委王弼,并听取他们的汇报。

常乾坤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办航校所走过的一段艰苦的历程和取得的巨大成绩。

       1949年11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右一)、空军政委肖华(左一)与罗荣桓在颐和园。

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已培养出空地勤人员500多名时,毛主席连连称赞说:了不起!了不起!他还说:过去在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些准备工作,培养出了一些种子。

周恩来副主席说:我们的学生很不错嘛!为党争了气,立了功(常乾坤在黄埔军校学习时,曾是周恩来的学生)。

当常乾坤汇报到航校现有的飞机装备和数量时,毛主席询问:你们现有的飞机,能不能赶上我去重庆谈判时坐的那种飞机(毛主席乘坐的是美军C―47即DC―3飞机)?常乾坤答道:现在飞机缺少零备件,都是拆东补西,飞机的安全系数还不是很高。毛主席兴奋地说:等着以后我坐你们开的飞机。

中央领导详细地听取了航校情况汇报。党中央根据当时形势,要求有组织、有领导地接收新解放区的机场、航空设备和旧航空人员,加强航校建设,加速培养空地勤人员,为正式创建空军做准备。

1949年3月17日,中央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人员由东北航校中抽调。刘亚楼和有关人员商定,常乾坤、王弼筹建军委航空局,薛少卿留校主持全盘工作,吕黎平主管全校训练并负责组建参战部队及其改装训练。3月30日,军委航空局正式成立,同日在北平灯市口同福夹道7号开始办公,局长为常乾坤,政治委员王弼。

军委航空局的机构,下设作战教育处,由方槐任处长;航空工程处,由蒋天然任处长,朱火华任政治委员;民航处,由油江任处长;以及情报科、供给科等组成,暂编64人。

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胜利后,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城市,及华东、华中广大地区。由于航空业务增多,工作范围扩大,5月航空局扩编为172人,增设政治处,由刘德深任副主任;航行管制处,由安志敏任处长;秘书处,由王涛任主任。军委航空局主要任务是组织接收国民党遗留的机场、航空设备,收容旧航空人员;组织修复航空工厂,尽早恢复生产;加强机场管理,开辟空中航线;加速培养航空人员,为正式组建空军创造条件。

1949年3月,军委航空局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从东北航校抽调一部分干部,组成三个航空接收组,分赴华东、华中、西北各地,负责接管缴获之航空器材和收容旧航空人员。

刘亚楼被任命为第14兵团司令员之后,原野战军司令部的一些工作尚不能脱身。5月上旬,他指示何廷一、王平水把第14 兵团司政机关和直属队带到汉口。并说:副司令员黄永胜已先期到达,政治委员莫文华、副政治委员吴法宪正在途中,他完成了第四野首长指定的任务后即刻南下。

这时,中共中央认为,解放全国大陆指日可待,而解放台湾、海南岛则需要费较大气力。渡海作战的关键是空军、海军和内应,但现有的空军力量难以担当此重任。因此,应该加快建立空军的步伐。

组建人民空军的前期工作: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

1949年7月10日,毛泽东根据朱德的提议写信给周恩来,提出建立空军的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说:“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内应及空军。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则把握更大。”他提出:“似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远方’(指苏联),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准备明年夏季夺取台湾。”接信后周恩来即着手主持建立空军的各项实际工作。

刘亚楼与朱德欢送空军出征将士

毛泽东写此信时,刘少奇正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第一次会谈于6月27日23时至24时进行。参加会议人员苏方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伊弗柯瓦廖夫等;中方有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兼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王稼祥(中共中央委员)、师哲(翻译)。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谈道:“我们还准备帮助你们清除上海的水雷。既可以派专家,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专家,也可以提供扫雷艇。”“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舰队。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舰队。例如,现在我们就可以打捞那些军用和商用的沉船,并帮助把它们修理好。至于你们请求帮助巩固青岛的海防,我们可以派遣一支分舰队去青岛港。但要在建立全中国的政府以后,以拜访的形式去。”

在回答中方关于建立莫斯科和北平之间的空中航线的请求时,斯大林说:“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就可以着手组建这条航线。我们可以帮助你们建立飞机装配修理工厂。可以向你们提供最新型的歼击机,你们想要捷克斯洛伐克生产的,或者是俄罗斯生产的歼击机都行。这样你们就可以培养自己的飞行人员了。”“我们准备在国家机构、工业和你们想要学习的所有方面,全面帮助你们。”刘少奇随即向毛泽东报告了会议内容及斯大林的态度。

第二天周恩来召集刘亚楼等人研究建立空军的问题,并责成刘亚楼提出关于空军领导干部的人选和空军领导机关的组成方案。刘亚楼受领任务后,与常乾坤、王弼等研究,提出了一个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名单,及空军领率机关由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人员组成的初步设想,并以此请示了罗荣桓、聂荣臻等有关领导后上报中共中央。

7月26日,中央军委致电第四野战军:“ 现在必须以建立空军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空军领率机关以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和军委航空局组成。”中央军委决定刘亚楼、肖华两同志担任建立空军的工作。同一天,中共中央还电告中共代表团在苏联访问的刘少奇,请其向斯大林提出:“为准备在一年左右的时间,组成中国人民空军战斗部队,协助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起见:一、拟向苏联定购雅克式战斗机100架至200架,重型轰炸机40架至80架,并配足各项备份机件及日式或德式重磅炸弹。二、拟请苏联航空学校代我训练中国空军人员1700名,内中飞行人员1200名,机械人员500名,训练时间半年至一年;如便,拟请续办三年。如得同意,1700名学员拟于9月底集中,10月即可动身出国。一切费用当由我们负责偿还。三、拟请苏联派出高级空军顾问3至5人,于9月来华参加中国空军司令部及航空学校工作。四、如上述一、二两项原则同意,拟即派刘亚楼(将任空军司令员),携随员4人中国代表团(指刘少奇为首的,高岗、王稼祥参加的代表团)赶来莫斯科参加这一计划的商谈,并组织第二项的学习工作。”

7月27日,刘少奇向斯大林等提出上述意见。斯大林当即表示赞成,上述计划,除了航空学校不必设在苏联外,其余各项苏方原则同意。

收到刘少奇的复电后,周恩来通知刘亚楼:“中央决定,你、王弼、吕黎平及翟云英4人8月初赴苏,去完成争取苏联援助的任务。”还说:“你和王弼、吕黎平3人7月31日下午到中南海,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接见你们并作指示。”

受命组建空军任务以来,刘亚楼一直忙于收集资料研究筹划,探讨建立空军的最佳方案。接到周恩来的通知后,他立即找到王弼、吕黎平,传达中央的决定,并就组建空军的设想,进行深入研究。他说,在战争环境中建立空军,看来应从陆军基层干部中挑选飞行学员。以国民党现有的8个飞行大队、330架飞机为作战对象,以每个参战的飞行员需要150至200小时的速成训练,每个航校驻1个机场,l 期训练60至80名飞行学员来计算,还需要新建5个航校、训练1年的时间才能支援渡海作战。这就是他们设想的初步方案。并以此为基础,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汇报。

7月31日下午4时,刘亚楼、王弼、吕黎平来到中南海,朱总司令首先接见他们。朱总司令扼要地讲述了华东、华南、西北战场以及且即将向西南进军的情况,接着便询问起东北航校训练的情况。刘亚楼说:“已经训练出60名我们自己的飞行员,目前还有50名学员在训。”

朱总司令说:“好啊!你们为建设空军培育第一批种子,现在就像老母鸡抱蛋那样,一窝一窝地抱下去,我们的空军也会同陆军一样,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下午5点左右,刘亚楼等3人来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交代行程安排后说:“因为毛主席要亲自接见,同你们详细商谈建空军的问题,我就不多谈了。”

5点半左右,叶子龙把刘亚楼等3人领到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刘亚楼向毛泽东介绍说:“王弼是30年代在苏联学过航空机械的工程师,吕黎平是抗战初期选送到新疆学习飞行的红军干部。”毛主席听后风趣地说:“你是在苏联学地面指挥的,你们3人既有地面的指挥员,又有空中的飞机驾驶员,还有能设计、修理飞机的工程师,真是难得的三位一体呀,你们就是空军主要成员的缩影吧!”

毛泽东谈了起来。从南昌起义、秋收暴动,到长期的革命战争;从胜利进展的革命形势,到蒋介石日暮途穷、企图在台湾负隅顽抗;从解放台湾的历史重任到空军建设的重要地位,谈得十分深远。之后,毛泽东说:“中央建设空军的方针你们已经知道了,现在我想听听你们的具体意见。”

刘亚楼把航校现在的“家底”和建设空军的设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仔细地听完刘亚楼汇报后说:“我看就以你们的方案作为意见同苏联商谈。把我们研究的意见归纳为两条建军方针:第一,以一年为限,建立一支歼击、轰炸机部队,协助渡海作战,解放台湾。这条方针叫作:创建一支强大的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第二,我们的经济很困难,苏联又不能无偿援助,因此,你们这次去谈判,请专家、买飞机、购器材都要精打细算。现在是贷款建空军,出钱买经验,要贯彻勤俭建军、厉行节约的方针。组建空军是件大事,你们为中央出了好主意。希望你们努力工作,把空军建设好。”

毛主席还告诉刘亚楼,“本来还要派一个筹建海军的同志(后来派张学思赶到莫斯科)去莫斯科,谈筹办海军学校和请苏联海军帮助我们打捞‘重庆号’巡洋舰事,因人选没有最后定下来,来不及同你们一道出发了。请告诉少奇同志通知苏方,大概这个同志再过半月左右亦可抵莫斯科。”

刘亚楼当即表示:“我们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到莫斯科后向刘少奇同志汇报主席的指示,谈判的情况及时向主席、中央报告。”

随后毛泽东设便宴为刘亚楼一行饯行。

毛泽东在给周恩来信中的“远方”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苏联援助中国建设人民空军与人民海军,是在中苏友好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决策背景:

一是毛主席主动提出“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一边倒”,他指出:“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

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政府表示愿意援助中国。

1949年6月26日,刘少奇率代表团访苏,斯大林亲自参加会议,商谈向中国贷款和派专家问题,8月14日刘少奇回国时,带了100多位苏联专家同行。1949年10月2日,中苏建交,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我们的国家。

为了组建人民空军的领导机关,中央军委于1949年8月1日致电四野首长:“由四野拨来作为成立空军司令部之基础的14兵团指挥机构,请即令其开来北平待编。”随后,第14兵团机关共2515人,由参谋处长何廷一、组织部长王平水率领,从汉口启程,8月19日到达北平南苑,等待整编。

到苏联买飞机,后来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晕机”

1949年8月1日刘亚楼一行从北京出发,经哈尔滨、满洲里,抵达苏联境内的赤塔市,在这里换乘一架美制C―47(二战期间按租借法案美国援助苏联的)运输机,飞往莫斯科。从赤塔到莫斯科的航程有5100多公里,途中在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各住一夜。这是刘亚楼第一次乘坐飞机,由于身体不适,又因夏季气流不稳,飞机上下颠簸,他在空中呕吐得很厉害。于是,后来成为空军司令的刘亚楼有了“晕机”的名声。刘亚楼一行于11日下午飞抵莫斯科,下榻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座疗养院。

第二天上午,刘亚楼带着王弼、吕黎平来到莫斯科城内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住处,见到了刘少奇和王稼祥,将临行前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拟定的建立空军的初步方案向他们作了汇报。

刘少奇听后,表示同意,随后介绍了他同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商谈的情况,并说:“要尽快同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联系,约定会谈时间,原则商定之后,我就要回国了。王稼祥同志在莫斯科负责筹建中国大使馆,就绪后亦要回国。中央已经决定,9月要举行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新中国成立的各项重大问题;10月1日,要举行开国大典,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我要回北平参加这个会议和开国庆典。”

8月13日,刘亚楼、王弼和吕黎平随刘少奇、王稼祥来到苏联武装力量部办公大楼,受到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热情迎接。

苏方参加会谈的还有空军总司令韦尔希宁元帅,主管训练的空军副司令和空军训练部部长。

西列夫斯基元帅1895年生于俄罗斯的一神父家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从军参战,战斗中的华西列夫斯基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十月革命爆发后,华西列夫斯基加入苏联红军。

在卫国战争中,华西列夫斯基战功卓著。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斯大林任命华西列夫斯基中将担任代理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指挥苏军实施了自开战以来的首次大规模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胜利。在斯大林格勒,华西列夫斯基指挥苏军围歼了斯大林格勒地域的30万德军。而后华西列夫斯基率军在库尔斯克展开大规模反攻,德军损失50多万人。华西列夫斯基指挥百万苏军挺进东普鲁士德国本土。攻下被希特勒称为“绝对攻不破的德意志精神堡垒”的东普鲁士城市哥尼斯堡后,斯大林亲自打来电话说,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已决定授予华西列夫斯基“苏联英雄”的称号,并授予他第二枚“胜利勋章”。在苏德战争中,只有大元帅斯大林和朱可夫元帅同样获得两枚“胜利勋章”。

1945年8月,华西列夫斯基出任远东苏军总司令,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华西列夫斯基的远东苏军三个方面军从三个方面向日本关东军发起强大突击行动,不到一周便挺进中国东北中部地区。8月17日,日关东军宣布投降。远东战役击毙日军8.4万人,俘敌近60万人。时年50岁的华西列夫斯基又一次被授予“苏联英雄”的称号。韦尔希宁元帅1919年参加苏军,1935年作为卡恰航空学校的校外考生考试合格取得了军事飞行员称号。卫国战争时期,任南方面军空军司令、空军第4集团军司令和外高加索方面军空军司令,苏军在高加索进攻期间,根据他的倡议,曾使用速度低但机动性强的N―153歼击机(“海鸥”)从低空对敌实施有效的攻击。1943年3月再次任空军第4集团军司令,并在1943年库班空战中指挥该集团军作战。1945年东普鲁士战役过程中,虽气象条件极为不利,但仍保障了空军集团军所属各兵团在粉碎敌军时顺利作战。

韦尔希宁的特点是战役法知识渊博,不断推陈出新,善于创造性地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因而他能够成功地解决组织空军兵团与陆军协同的问题,并对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坦克集团军进行有效的支援。

在空军用喷气技术装备进行改装时期,根据他的倡议,1946年秋创建了第一个喷气式飞机飞行人员训练中心。1947年8月领导实施了图希诺空军检阅,苏联飞行员首次驾驶喷气式歼击机做了编队高级特技表演。1946―1949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总司令。

刘亚楼用俄语首先介绍了我们现有的飞行员、机务人员及其他勤务保障人员数量和飞机数量,飞行员的训练情况和技术状况,还介绍了所掌握的国民党空军的主要情况。接着,详细谈了组建空军的设想和意见,他说:“无论从渡海作战、解放台湾的直接需要出发,还是从巩固国防战略考虑,中国都需要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空军,希望苏联援助我们,在一年之内建立一支由300―350架飞机组成的空军战斗部队。以上就是我们组建空军的初步意见,请苏联同志帮助我们拟出一个开办航校、聘请专家、购买飞机和相应设备的具体方案来,以便共同商定。”

韦尔希宁元帅问:“你们对歼击机、轰炸机比例如何计划?哪里机场最多、最便于飞行训练?”

吕黎平回答说:“歼、轰比例是否以2∶1较为合适?现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锦州、天津、北平、济南都有可用于训练的机场,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

刘少奇说:“方才他们所谈意见,事先报告了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因而这也就是我们党中央的空军建军方案。请元帅同志据此意见拟出具体援助计划。”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听了中国同志的方案,我们有了初步依据。为使援助计划搞得更细一些,建议刘亚楼同志和韦尔希宁元帅再进行一次详细的会谈。草签一份协议,我们报请斯大林同志批准。刘少奇同志,您对会谈程序有何意见?”

刘少奇回答说:“ 我同意,元帅同志。我明日将要回国,今后会谈的问题就由刘亚楼同志全权代表了。”

14日,刘亚楼、王弼和吕黎平到苏联空军总部进行第二次会谈。苏方参加会议的人员,除空军总司令韦尔希宁元帅外,还有上将副司令、中将训练部长和两名校级军官。苏方又详细询问了我方的现有条件等情况。刘亚楼一行则了解了苏联空军总部的机构设置,航校的体制编制,训练年限、课目、时间,教练机与战斗机种类,飞机维护的主要规程,机场的保障机构与人员编制等。苏方除了喷气式飞机性能和某些属于作战指挥的机密内容外,对其他所询问的内容都作了详细的介绍。

最后韦尔希宁元帅说:“情况就是这样了,双方心里都有了数。你们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所提方案可以实现。具体援助计划我们3 天之内提出来,到时再请你们来这里商谈。”

刘亚楼同意韦尔希宁元帅的安排。

18日,刘亚楼一行到苏空军总部举行了第三次会谈。韦尔希宁元帅说:“我们认真研究了你们的设想和方案,训练350~400名飞行员,应组建6所航校,其中歼击航校4所,轰炸航校2所。1年速成训练,每个飞行学员在初、中、高级飞机上各飞50~60小时,总共飞行150~180小时即可毕业。前半年使用一个机场,后半年可用两个机场平行训练。你们长春航校是日、美式飞机,须改装训练,否则使用三个国家制造的飞机,型号杂乱,不利于保证训练的进度和质量。中国自己已经训练出的110名飞行员,可编到6所航校去,经半年改装和战斗课目训练,即可组建1个能担负作战任务的混合师(2个歼击团、1个轰炸团)。1年后,6所航校的飞行学员全部毕业,又可组建歼击师2个,轰炸师1个(均3团制)。飞机总数可达350~400架。航校训练飞机的配备问题,我们是这样考虑的:每所航校配用雅克―18初级教练机各15架,雅克―11(轰教机‘乌特伯’)中级教练机15架,乌拉―9、乌拉―2高级教练机各15架,6所航校共配教练机270架。每所歼击航校配拉―9战斗机30架,每所轰炸航校配图―2轰炸机20架,这样,作战飞机就有160架(歼击机120架、轰炸机40架),另配运输机4架,第一批援助飞机总数为434架。半年后混合师成立,可从航校抽歼击机80架、轰炸机20架。每校留作战飞机10架,训练可基本不受影响,1年后飞行学员毕业,3个作战师成立时所需飞机数量,建议明年上半年再行会谈商定。”

“专家的数目:每所歼击航校100人,每所轰炸航校120人,有校级军官、飞行教员等飞行干部20人,其他是地勤、理论教员、航医、后勤保障人员。另有少量派驻空军司令部以及组建空降旅的专家,共计878名。”

“关于保证飞行的相应物资器材(如汽车、油料、充电设备、飞行装备等),我们亦将如数配备。”

“以上就是我们制定的援助计划,请贵方研究一下,如果同意就双方签署,以便上报。”

刘亚楼觉得苏方考虑得比较周全,与我们提出的方案基本相符。党中央指示的谈判目的已经达到,刘亚楼向韦尔希宁元帅说:“苏联方面所订援助计划,我们表示同意。这是国际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此我以代表团的名义,向斯大林大元帅、联共中央、苏联政府、苏联武装力量部致以崇高的敬意!对空军元帅同志及由您主持苏军代表团的负责精神和高效率的工作,表示真诚的敬佩和衷心的谢意。有些具体问题,会后可继续磋商,求得解决。关于购买飞机、器材以及聘请专家的各项经费,请按世界通常价格计算,由我国政府核实结算,将来向苏联政府偿还。”

接着,刘亚楼、韦尔希宁元帅分别代表中苏双方在协议上签了字。签字后,韦尔希宁提出请我们参观一些名胜地方和航空设施,让我们提出参观项目以便他们安排。

草签协议后,刘亚楼向党中央发电报汇报了会谈情况及协议的内容,建议加速空军筹建工作。8月18日,刘亚楼就组建伞兵问题打电报请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报说:“请示三个问题:一、为准备攻打台湾,伞兵登陆对从海上登陆作战可能发生大的作用。建议军委准备组织伞兵,如果可以,则准备向苏联提出定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他们派顾问和教员;二、根据过去的经验,由于我军现在还没有建立空军,因而一般干部和部队对飞机场的保护很不注意。现在保护已解放的和新解放的机场不遭破坏,对我军建立空军已有实际意义,建议军委命令各野战军、各军区切实负责,派出一定的部队和负责干部负责专门保护各地飞机场,包括跑道、场址建筑物及一切设备,尤其沿海各省的飞机场;三、我们准备同王稼祥一同回来。第一批顾问除到长春、沈阳外,还有一部分要随我们回到北平,因此需要在上述各地为顾问准备住处。”周恩来在电报上批示:“二、三两项请聂(指聂荣臻)办。二项再发一电令。三项请与杨(指杨尚昆)商办,并于月底前准备好。”

8月19日,周恩来给王稼祥、刘亚楼复电:

“稼祥、亚楼:亚楼十八日电悉。

甲、原则上同意组织伞兵,但请向苏联同志征询下列各项意见:(一)伞兵条件如何,需要训练多长时间方能实际参加战斗,训练的条件又如何?(二)据我们所知,国民党也曾有过伞兵的组织和训练,但从未使用过。我们有人民条件,有游击战争经验,自与他们不同,但伞兵登陆,或者有海上登陆的配合,或者有适当的群众及地形条件进行敌后近距离的扰乱,这样需要多少人方能担当上述任务。(三)与上项任务相适应的运输机需多少架,价钱多少?(四)苏联空军负责同志对我们组织伞兵的意见如何,我们的条件是否具备?乙、保护飞机场及其各种设备和资材,当再发电令督促各地注意。丙、招待顾问事,即进行准备。

中央

未皓(即8月19日)”

刘亚楼遵照中央指示,与苏联空军领导进行了磋商,同年11月,周恩来亲自为中央起草组建空降兵部队的决定。1950年2月15日,中国政府向苏联聘请顾问41名,定购降落伞300具。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组建空降兵部队。同年7月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在上海成立。

刘亚楼一行在等待苏联政府批准援助计划期间,经苏方同意参观考察了苏联空军总部、飞行航校、航空工程学院、飞机制造厂、飞行部队基地等。

在莫斯科以西100多公里的一个空军基地,刘亚楼、王弼和吕黎平第一次看到了米格―15型喷气式歼击机。主人说:这个机场,这种飞机目前都是对外严格保密的,唯一的例外,便是对你们几位中国高级军官了。此话之意是不言而喻的。刘亚楼等在座舱里询问了升限、航速、炮火威力、射速及有关这种飞机的战斗性能。主人没有完全如实相告,也就不便追问了。接着刘亚楼等观看了米格―15的飞行情况。这种飞机,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战斗机。想不到一年多以后,这种喷气战机在中苏两国飞行员驾驶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大显身手。

1949年10月1日,刘亚楼一行3人(王弼于9月下旬先期回国以安排接待苏联专家事)在中国驻苏大使馆筹备处同戈宝权、徐介藩等一起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遗憾的是,刘亚楼、吕黎平未能参加开国大典,未能目睹新中国的第一次空中阅兵。

10月5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会见刘亚楼一行,通知说:“援助中国建立空军的协议书,斯大林大元帅和苏共中央已经批准了,我向你们表示祝贺。苏联第一批专家23人已经集中,很快就要出发去中国,如果没有其他问题,你们就可以乘飞机到赤塔,然后改乘火车回国了。”

刘亚楼将情况电告党中央。第二天,中央回电刘亚楼:“与友方谈定的一切计划都很好,中央完全同意。”

10月7日,刘亚楼一行启程回国。

1949年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

1949年10月25日,中央军委任命第四野战军第14兵团司令员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政治委员肖华为空军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17军军长王秉璋为空军参谋长。

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成立。中央军委电令各军区、各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现已宣布成立,原军委航空局着即撤消。原航空局所有干部及业务均即移交空军司令部接收。任命军委航空局局长常乾坤为空军副司令员兼军事训练部部长,军委航空局政治委员王弼为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15日,中央军委批准空军领率机关组织编制。空军机关设参谋部(后称司令部)、训练部、政治部、工程部、后勤部、干部局、财政处。

截至1949年10月底,各地接收旧航空人员共2312人,其中空勤人员61人,地勤人员2021人,工程技术人员100人,其他人员130人。当时根据中央对这些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争取他们为人民空军建设服务。事实证明,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空军长期建设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有的成为空军军、师、团的各级领导干部。同时,各地接收的美制蒋机共113架(其中待修的57架),还有日本投降后遗留下来的破旧飞机,经修复的46架。各种型号的发动机有1278台,其他航空器材、物资4918吨。

为了尽快恢复接收过来的航空工厂的生产,东北航校组织力量先后修复了飞机修理厂、航材配件厂、飞机装配厂、氧气厂、通信器材厂等12个工厂,并开始投入生产。为了迅速开辟空中航线,至1949年10月底,修复的机场达40个。先后开辟了北京―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赤塔间,北京―太原―西安―兰州―乌鲁木齐间,北京―石家庄―开封―武汉间,北京―济南―徐州―南京―上海间的航线。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军委航空局协助组织保障原国民党“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的起义工作。指定天津、青岛、石家庄、徐州、济南、潍县等机场为主要着陆场,上海、南京、武汉等机场为备降场,各机场做好了陆空联络及油料、后勤保障等工作。

1949年10月24日,第一批苏联专家23人到达北京。

1949年10月15日从苏联引进的飞机开始陆续进口,到1949年底,共进口各型飞机185架,计图―2飞机23架(空转),拉―9飞机60架,雅克―11飞机20 架,雅克―12飞机12架,雅克―18飞机68架,里―2飞机2架。到1950年初,已进口各型飞机340架,各型发动机176台。

1949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电令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正式成立,原军委航空局即行撤销,原航空局所有人员及业务工作全部交空军司令部。由此,1949年11月11日便成为空军的诞生日。

人民空军一成立就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军交战

1950年春,毛泽东指示刘亚楼必须迅速增强空军力量。

刘亚楼和空军其他领导同志研究认为:新增辟航校,短时间难以奏效。如果将原有的航校加以扩充,增加培训名额,既可缩短筹备时间,又可节省经费。建议获得毛泽东批准后,刘亚楼即将两所轰炸机航校由训练2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4个团的人员;4所歼击机航校由训练5个团的人员扩大为训练7个团的人员。扩大训练规模后所需的干部、学员以及器材、设备,刘亚楼报请中央军委,得到了及时解决,保证了训练任务的完成。

       上世纪50年代末,毛主席与刘亚楼上将。

1950年一年内,刘亚楼指导航校3次扩大规模,迅速增加了空军力量并培养了一批指挥干部,为空军的发展准备了骨干力量。

3月28日,刘亚楼主持召开第二次航校校长会议。他在听取各校的工作汇报后说:一个月的时间筹备开学了,第三个月开飞了,第四个月有了一个样子,看来可以完成任务,现在担心的是能不能打仗的问题。这批学员多是连排干部调来的,虽然掌握了技术,但缺乏领导工作的经验,指挥一个团、一个师,有很大的困难。不久,刘亚楼利用列席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机会,向毛泽东主席建议:选调90多名符合条件的营团干部学习飞行,以组建未来的空军团、师领导机构。毛泽东十分重视这一建议,当即指示各大军区迅速落实。这是空军建设史上一项极其重要的组织措施。

机关的业务工作有了头绪,筹建空军战斗部队的任务又提上了日程。4月1日,刘亚楼就空军部队组编计划上报中央军委。6月19日,以航空速成班第一期学员为主,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队组成的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7月6日,刘亚楼指出:第四混成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必须有正确的方向。他要求李世安等旅领导一定要把部队建设好,一定要带出好的作风。

李世安不解地问:“第一支部队为什么要命名为第四旅呢?”刘亚楼笑着说:“ 第一、二、三旅可以视为荣誉称号,留给有战功的部队使用;叫四旅的另一用意,还在于激励所属人员继承与发扬红四军的光荣传统,把人民空军建设好。”

7月,美国扩大了侵略朝鲜的战争,战火向鸭绿江边蔓延。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战。11月,刘亚楼着手组建志愿军空军司令部。11月24日,刘亚楼与时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的刘震商谈,他说:空军打仗是个新事物,但只要努力学习就一定能打好;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建立强有力的空军指挥机构;当前军区空军司令部尚不健全,只能用“凑班子”的办法解决。他要求刘震带志愿军空军入朝参战。不久,中央军委任命刘震为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对毫无空战经验的志愿军空军来说,进行实战锻炼,取得战斗经验,揭开空战之谜,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勇气和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刘亚楼等空军领导者们决定把最先进行实战锻炼的任务交给空四师。12月4日,刘亚楼正式给空四师下达了作战命令,要空四师以大队为单位轮番进驻安东,进行实战锻炼,确定从二十八大队开始,由师长方子翼到安东直接领导。刘亚楼对首批参战的空军部队给予极大的关注,他一直坐镇沈阳,多次到空四师检查指导。、1951年1月21日,二十八大队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空战。这天上午,美国空军一批F—84战斗机,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对铁路进行轰炸,阻滞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大队长李汉率领飞行员宋亚明等起飞,李汉为了先于友空军接敌,高度还不足3000米时便出航飞过鸭绿江。编队接近新安州时,发现敌机在轰炸清川江桥,李汉率队迂回到敌机后面,在距敌400米处,瞄准敌机开炮,将其击伤。其余敌机纷纷向黄海上空逃去。

1956年10月1日国庆节天安门大阅兵是在滂沱大雨中进行的,这也是共和国历次国庆阅兵中唯一一次雨中阅兵。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左二)陪同苏加诺观看飞行表演。

这次战斗是志愿军空军在朝鲜战场上和美国空军进行的第一次空战。李汉等飞行员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勇敢出击,取得了击伤1架美机的战绩,初步揭开了空战之谜。

此后,二十八大队英雄乘胜前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空中战斗的胜利。

刘亚楼指示参战部队边打边建,在战斗中成长。当志愿军空军与美国混合机群打了几次大规模空战后,刘亚楼觉得解决空战战术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他亲临安东机场,参加空战指挥,参与战斗讲评,反复与参战指战员研究,草拟了歼击航空兵“一区两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下发部队讨论并在战斗中试行。以后在表述形式上改为“一域多层四四制”。他解释说:“一域多层四四制”战术原则的基本含义是:同批同梯队机群以4机为单位,按不同间隔、距离、高度,采取层次配备,构成小编队、大纵深的战斗队形,按照统一的作战意图,以长机为核心,在目视和战术联系的范围内,保持一域,相互协同作战。1952年2月,是志愿军空军灵活运用“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原则最为成功的一个月。全月作战26天,击落美机37架;击伤7架;我方被击落12架,被击伤14架。敌我被击落飞机之比为3:1。在参战期间,志愿军空军部队不畏强敌,不怕牺牲,奋勇作战,共击落美国空军、海军和参与侵略朝鲜战争的其他国家空军的飞机330架,击伤敌机95架,挫败了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壮大积累了宝贵经验。

1959年9月刘亚楼任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60年刘亚楼兼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4年刘亚楼被选为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名誉会长;1955年刘亚楼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来源:报刊荟萃


责任编辑:贾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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