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生活

历史 | 新中国海军是如何走向深蓝的

作者:吴殿卿

发布时间:2020-07-28 16:05:00

来源:报刊荟萃

人民海军何时有了自己的驱逐舰?潜艇部队是怎么组建的?海军航空兵在争论中搏击长空。中国的核潜艇、超长波电台如何助海军走向深蓝?

不负众望的第一代驱逐舰——海防“四大金刚”

新中国第一代驱逐舰,即被称为海防“四大金刚”的“鞍山”号、“抚顺”号、“长春”号、“太原”号,是20世纪50年代从苏联购进的。

第一次接收舰艇

接收舰艇,舰员选调是第一个大问题。当时的华东海军第六舰队,是人民海军的第一支护卫舰部队,其装备的舰只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建造的护卫舰。这些军舰多数使用的是蒸汽透平机,配备100毫米或130毫米口径的主炮,与驱逐舰很接近。据此,海军党委研究决定,以华东海军第六舰队官兵为主,组成先期到达的两艘驱逐舰全套接舰人员。

1954年4月,舰员选调工作全面展开。为了确保调员的质量,舰队成立了以副司令员冯尚贤为组长、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韩玉樽为副组长的选调小组,严格按照“历史清楚、政治上可靠,经过实践锻炼,思想好、业务精、身体健康”等条件,逐个筛选,层层把关。第一批抽调官兵350人。由于把关严格,入选人员素质普遍较好。舰部门以上干部,基本上都是赴苏学习过的骨干,40%以上的水兵经历过战斗考验。

5月1日,由第六舰队、华东海军第五舰队、淞沪基地和几个海军学校选调的官兵组成的接舰部队计500余人抵达青岛。遵照海军的电令,为保密起见,接舰部队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青岛基地训练大队”。

经过5个多月的学习准备,正式接舰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10月13日上午9时,由2艘驱逐舰、2艘扫雷舰、2艘潜艇组成的舰艇编队,在苏联太平洋舰队参谋长、海军少将彼得洛夫率领下,从海参崴启航,穿过对马海峡,徐徐驶进青岛港。自14日起,中国舰员便在苏联舰员的陪同下登上驱逐舰,航海、观通、轮机、鱼水雷等各专业,开始官对官、兵对兵的对口学习。同时,中苏双方进行码头停泊交接验收,展开试航、试炮等工作。

10月25日,人民海军第一支驱逐舰部队成立大会在青岛永安大戏院隆重举行。青岛基地政委卢仁灿宣读了中央军委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驱逐舰大队”成立的命令,同时宣布任命苏军为驱逐舰大队大队长、刘成章为政委,苏军、刘成章分别兼任“鞍山”舰舰长、政委,马俊、王刚任“抚顺”舰舰长、政委。

翌日,中苏双方在军港码头上正式举行驱逐舰交接签字和命名授旗仪式。彼得洛夫代表苏方、卢仁灿代表中方分别在交接证书上签字。时任海军参谋长的周希汉宣读了中央军委命令,将“列什切里内依”(意“果敢”)号驱逐舰命名为“鞍山”号,“列齐威”(意“神速”)号驱逐舰命名为“抚顺”号。两舰舷号分别为“101”“102”号。从即日起,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驱逐舰部队。

101“鞍山”
102“抚顺”舰

第二次接收舰艇

在接收第一批两艘驱逐舰的同时,海军即部署了接收第二批驱逐舰的准备工作。组建第二批接舰人员时,又一次从第六舰队选调了300人。两次选调,几乎调走了当时第六舰队总人数的一半。

1955年6月28日,第二批两艘驱逐舰依约按时驶抵青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将新接收的苏联驱逐舰“列兹基”(意“勤奋”)号命名为“长春”号,“列考耳特内依”(意“凛冽”)号命名为“太原”号。同时任命高基隆为“长春”舰舰长、尹万卿为政委,杨健为“太原”舰舰长、陆达为政委。

至此,驱逐舰大队的舰只由2艘增至4艘,舰员也增至1000余人。在苏联海军官兵的帮助指导下,通过短短半年多的训练,各舰官兵就初步掌握了操舰的基本技能。此后,驱逐舰大队遵循“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的精神,开始遂行战备值勤任务。新中国驱逐舰大队的组建,给不时骚扰东南沿海的台湾蒋军和闯入台湾海峡的美国第七舰队以巨大震慑,官兵们倍感骄傲和自豪。于是,大家都亲切地称这4艘驱逐舰为“四大金刚”。

103“长春”
104“太原”舰

“四大金刚”的作为

在后来的30多年里,“四大金刚”或单舰或多舰50多次参加重大演习和合成训练,一次又一次圆满完成了诸如南沙战斗巡逻、打捞“阿波丸”、护航及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保障等重大任务。1962年4月中旬,美国驱逐舰“狄海文”号从日本军港启航,闯入青岛外海,企图窜入我领海侦察骚扰。“鞍山”号、“长春”号、“太原”号3艘驱逐舰奉命离港,前往监视、驱逐美国军舰。冒着狂风恶浪,敌我双方斗智斗勇,对峙八天八夜。此前几年内已上百次侵犯中国领海的美舰,此次未敢深入中国领海一步,最后悻悻离去。

在遂行战斗任务过程中,这4艘驱逐舰成为培养干部的“大学校”。几十年里,它们为海军各级领导机关、部队、院校输送领导和专业技术骨干400余人,军以上领导干部100余人。其中包括军事科学院原政委张序三(曾任“长春”舰舰长)、北海舰队原司令员苏军(曾任“鞍山”舰舰长)、北海舰队原政委陈先锋(曾任“鞍山”舰政委)等。

1951年,海军初建时期主要负责人合影。

舰艇武备改装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苏联的海军已装备反舰导弹,有了导弹驱逐舰。“鞍山”号、“抚顺”号等4艘驱逐舰主要武备仍是鱼雷和火炮。鉴于此,1955年11月,军委曾颁布命令,将驱逐舰大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雷击舰第五十一大队”,及时进行了驱逐舰武备改装。至20世纪70年代初,4艘驱逐舰均已成功改装为导弹驱逐舰。与此同时,我国国产导弹驱逐舰也试制成功,并胜利下水。1971年底,第一艘国产导弹驱逐舰正式编入海军部队战斗序列。

百年潜艇圆梦

潜艇是一种高度机动,隐蔽性强,具有强大攻击力的作战舰艇。在海军装备大家族中,地位举足轻重、不可替代。自17世纪初叶潜艇问世以来,世界各海军强国均倾全力研制、发展。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大显威力。其惊人战绩令世界军事家扼腕长叹:没有潜艇就没有海军!

在人民海军史上,1954年6月19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从这天开始,中华民族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苏联提供四艘潜艇

1950年8月,海军建军会议郑重作出决定:新中国海军建设“以飞机、潜艇、快艇三项为重点”。由此始,建立潜艇部队的计划便正式列入人民海军建设的日程。

1950 年12月18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购买潜艇及帮助培训潜艇技术人员的要求。经双方协商,苏联政府同意向中国提供4艘潜艇,并由苏联驻旅顺海军部队帮助中国海军培训艇员和指挥、保障等相应人员。

这一消息是鼓舞人心的。随着军委关于组建潜艇学习队命令的下达,海军党委便雷厉风行地展开工作。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亲自主持学员选调。在首次召开的学员选调会上,萧劲光激情满怀地向在座的同志讲述了有关潜艇的知识和建设潜艇部队的重大意义。他说,现在苏联愿意帮助我们建设潜艇部队,机会太难得了!我们一定要把人员选好,把各方面工作做好。讲到最后,他斩钉截铁地说:“如需要,宁可叫几条军舰开不动、解散几个学习单位,也要满足这次选调学员的需要。”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海军部队和院校为主要方向,以全军院校和兄弟部队为补充,按照政治素质好、年纪比较轻、体质符合艇员标准的条件,很快选定了275名学员,组建了中国海军潜艇学习队。

萧劲光陪同周恩来在青岛检阅舰艇部队

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潜艇学习队设在当时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驻旅顺潜艇支队的老虎尾基地。作为一个特殊的单位,潜艇学习队直接归军委海军领导,教学由苏联海军提供的实习潜艇艇长马斯罗夫中校(后为格洛瓦乔夫上校)具体负责。中苏双方原议定培训时间为两年,即自1951年5月至1953年6月。后来根据情况延长一年,于1954年6月结业,实际学习时间为三年。从海军到军委直至中央领导,对潜艇学习队都十分关心。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刘伯承、罗瑞卿、萧华等,先后到学习队视察。萧劲光司令员有计划地到学习队听取汇报,与苏方人员一起研究训练和教学。苏军方面对此次培训也异常重视。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孙中山海军顾问的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潘齐列夫海军上将,也亲临学习队视察,检查指导培训工作。

1954年6月中旬,潜艇学习队如期结业。19日,中央军委颁发命令,将拟接收的从苏联购买的2艘“斯大林”型潜艇C—36 号、C—49号分别命名为“ 新中国11号”、“新中国12号”,并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独立潜水艇大队”。大队长为傅继泽,参谋长张虎臣,政治处主任崔景波。从此,人民海军有了自己的潜艇部队。

6月24日,旅顺口晴空万里,水碧天蓝,西港码头彩旗飘扬。下午2时,中苏潜艇交接仪式在这里举行。出席仪式的,苏方为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负责人及驻旅大区苏军最高指挥官斯维尔佐夫上将,苏驻大连领事馆代办克瓦列夫斯基;中方除周希汉率领的海军机关代表团、大连海校负责人外,还邀请了旅大(现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等地方党政领导。

6月28日,新中国的两艘潜艇在学员们的操纵下昂首驶离旅顺港,在茫茫大海上画出第一条航迹,劈波斩浪向筹建已毕的青岛潜艇基地驶去。

此后的一年内,中国又陆续接收了从苏联购买的6艘潜艇。1955年9月,潜水艇独立大队遂改编为“潜水艇第一支队”。当年底,潜艇第一支队便参加了总参谋部在辽东半岛举行的抗登陆战役演习,并以4枚鱼雷全部命中目标的好成绩初显威力。

“海空雄鹰”艰难起飞并首战告捷

1952年4月2日,在海军航空学校校长赵汇川(后任海军航空部参谋长)主持下,海军航空部(1955年10月改称“海军航空兵部”)在北京正式成立。只是这时的海军航空部,如同当时海军机关有人开玩笑所说的那样,是名副其实的一个“空部”,无论飞行部队还是地勤部队,连一支也没有。

关于建立海军航空兵的争论

虽然早在1950年下半年,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主持在青岛创建了两所海军航空学校,但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的问题却一直在争论。这一争论,海军有,总部机关也有。不赞成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人大都认为:我军有了空军这个独立军种,可以同时担负起海空的作战任务,海军没有必要再成立航空兵了。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嘛!

萧劲光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专门召开临时党委会统一认识。他说:“国外大量军事实践证明,没有制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制海权。舰艇在海上活动如果没有自己飞机的掩护、支援,是要吃大亏的。靠空军协同、支援可不可以? 可以。但我们要知道,海空作战和陆空作战有着许多不同的特点。当然,平常的训练、管理也大不一样。我们不能学国民党海军。正因为国民党海军没有航空兵,所以才没有战斗力,只在江河里活动,保卫不了海防。而目前世界海军强国苏联,西方的美国、英国、法国等多数国家,海军都是设有航空兵的。”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萧劲光的观点。

中国海军有了航空兵

萧劲光与海军副司令员王宏坤、副政治委员刘道生,共同签署了海军司令部《关于1952年海军空军建设问题》的报告。

1952年1月8日,报告报送总参谋部、中央军委。

周恩来、毛泽东很快签署意见,批准了这一报告。基于此,1952年4月2日成立了海军航空部。6月27日,在上海虹桥机场成立了第一支海军航空兵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第一师,下辖两个团。以陆军第十师司令部、政治部领导机构为基础组成该师师部机关;以陆军第三十师第九十团机关和海军航校第一批学员为基础,组成水鱼雷轰炸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一团”;以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为基础,组成驱逐机团,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第四团”。

翌年2月,又组建了海军航空第二、第三师。1954年、1955年又相继组建了海军航空第四、第五、第六师,组建了水上飞机大队,即“海军航空兵独立第一大队”。

海军航空兵装备来源

当时,组建海军航空兵部队所需的装备,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从空军调入。在批准海军组建航空兵部队的同时,军委就将空军第九师第二十五团机关、部队连同全部装备调归海军。不久,又将第九师的另一个团及第十七师部队并装备调入海军。先后几次从空军调入海军的飞机共175架。其中,米格-15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154架,拉-9型驱逐机21架。以此改编成海军航空第一师第四团和第二、第四、第六师。

第二,向苏联购买。1950年夏天海军航空学校筹建时,即接收从苏联购买的各型飞机31架。其中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高级教练机)12架,乌特伯—2型中级教练机6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12架,雅克—12型通信机1架。1953年是履行向苏联购买海军武器装备的“六四”协定的第一年,这年海军接收从苏联购买的飞机113架。其中包括杜—2型水鱼雷轰炸机32架,拉—11型驱逐机40架,雅克—18型初级教练机18架,米格—15比斯型喷气式歼击机10架,依尔—28型喷气式水鱼雷轰炸机13架。1954年、1955年又先后从苏联购买飞机100余架(包括水上飞机6架)。与此同时,还购进一批水鱼雷、弹药和航空器材。这些飞机、器材,装备了海军航空兵第一、第三师,组建了独立第三团、水上飞机独立大队,补充了航空学校和各师的训练装备。

第三,旅顺口交接时有偿接收的。1955年苏军撤离旅顺口时,其驻旅海军航空部队有飞机78架,其中,依尔—28型水鱼雷轰炸机64架,乌依尔-28型教练机12架,里-2 型领航教练机2架。苏方表示,可以有偿地交付中国。接收这批飞机需要一大笔经费,海军接收分会难下决策,遂正式请示了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彭德怀让主持接收工作的副总参谋长邓华征求萧劲光的意见。萧劲光说:“海军航空兵目前正需要这批飞机,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得到。既然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最好能够留下来。”这样,彭德怀批准买下了这批飞机和相关的设备,当年便以此组建了海军航空兵第五师。

通过3年多的努力,到1955年底,海军航空兵已有包括侦察机、歼击机、水鱼雷轰炸机、运输机等不同机种的航空师6 个,各型飞机515架。至此,海军航空兵部队开始形成一定规模。

不辱使命

海军航空兵组建伊始,国民经济正在恢复,抗美援朝战争尚在进行中,耗费巨资购置如此多的飞机、设备,实属不易。然而,由于这些飞机型号老,相当一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过的螺旋桨飞机,要使部队真正形成战斗力,确保能够随时升空执行任务,则更为不易。基于此,海军在航空装备建设起步的同时,就抓了工程机务干部和各种技术人才的培养,建立健全了航空工程领导机构,加强了航空装备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在当时条件下,装备维修工作有着特殊的意义,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也立下了特殊的功勋。

笔者在采访一位“老海航”时,须发皆白的老首长异常激动:“那时国家穷,买架飞机不容易。飞机再破、再旧,也是我们自己的。大家亲切地叫它‘海空雄鹰’,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千方百计让它发挥作用。”说话间,他拿出了一份资料,上面清楚地记载着:1954年,海军航校和航空兵各师修复事故飞机9架,小修飞机24架,零修飞机346架次。保证飞行13670小时,起飞46454次,飞机良好率达88%。1955年1月,为参加解放一江山岛战斗,参战部队师、团两级机务部门都到机场办公,机务人员连夜检修、排除故障,使航一师、航四师飞机出勤率达到100%,航二师达98%。

“海空雄鹰”就这样起飞了。由于“先天不足”,所以备受呵护,但“海空雄鹰”不辱使命,1954年3月18日,组建不满两年的海军航空兵首战告捷:第二师第六团两架战机在浙东沿海迎战4 架蒋军飞机,一举击落2 架。副大队长崔巍、中队长姜凯书写了海军航空兵史上的第一个战绩。同年,在配合陆军和海军舰艇部队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战斗中,又接连赢得一个又一个新的胜利……核潜艇在逆风中破浪下水中国核潜艇的研制工作,是从1958年开始的。

决策

在此前几年的时间里,美国已先后将“舡鱼”号、“海狼”号等多艘攻击型核潜艇投入军中,尤其是经过改进后的“鳐鱼”号,在成功地横渡大西洋后,又潜行北冰洋,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不安。更令新中国领导人警觉的是,有信息表明美国已把原子武器运进南朝鲜,企图将南朝鲜变为它原子武器的一个战略据点;美国军界公开宣称,要帮助国民党军队组编5个“原子师”,其“斗牛士”式导弹部队已开进台湾……反对核威胁,首先要打破核垄断!中共中央果断决策:立即着手研制可携带导弹的核潜艇(始称“原子潜艇”)!

毛泽东: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万事开头难,像核潜艇这样的高科技研究项目则更难。参研人员清楚,核潜艇除具有高度隐蔽性、强大攻击性外,最大特点是续航能力强,但当时大家谁也没有见过核潜艇是什么样子。即使是常规潜艇,中国也尚在研制中。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破成功

20世纪50年代初,苏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供过不少帮助,但在核潜艇研制上,苏联军方包括援华的苏联专家,均守口如瓶。

1958年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中国技术专家代表团访问苏联。会谈中,苏振华曾向苏方专门请教核反应堆的问题,试图得到部分关于核潜艇的技术资料,但苏联政府不仅没有提供,甚至连参观一下核潜艇的要求也被礼貌地拒绝。

1959年国庆节,赫鲁晓夫率团访华。毛泽东当面向他提出了希望帮助研制核潜艇的问题。赫鲁晓夫傲慢地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价格昂贵,你们搞不了!苏维埃国家的海军拥有这种战略武器,同样可以保卫你们的国土。”接着,他还宣布了准备撤回援华专家的决定。毛泽东冷静地回答了赫鲁晓夫:撤不撤专家是你们的事;核潜艇研制,我们自己试试!不久,一句名言便传遍了部队、院校和全国的相关科研单位——毛泽东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毛主席讲话了!主席的话是决战书,是动员令。”在其鼓舞、号召下,数以万计的专家、技术人员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核潜艇的研制工作中。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各专家、技术人员的协同努力下,“摸着石头过河”,各项研究都有了重大进展。1960年7月,研制导弹原子潜艇领导小组正式向国防科委提交了《核潜艇动力工程初步设计方案》。

推迟

可惜的是,由于连年自然灾害和政策上的失误,加之中苏关系恶化,苏联撕毁协议,催还贷款,使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严峻形势下,党中央调整了国防科研工作方针,决定“缩短战线,任务排队,确保重点”。为了集中财力、物力保证原子弹和部分急需装备的研制,核潜艇工程暂时下马(除保留少数骨干,继续对几项技术复杂、周期长的关键项目的研究)。海军、二机部等有关单位同时传达了国务院这一决定,时间是1962年春节前夕,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

转眼三年时间过去了。在这期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破,国家政治、经济形势明显好转。核潜艇研制工作再次提上了日程。1965年8月15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加快进行。并且明确了三条原则:一是认真执行大力协同的原则;二是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分两步走,先研制反潜鱼雷核潜艇,然后再搞导弹核潜艇;三是第一艘艇既是试验艇,又要在主要战术技术性能上力求配套,可以作为战斗艇交付使用。就这样,核潜艇研制再次全面展开。

“文革”中聂帅的坚守

正当研制工作突破重重难关进入攻坚阶段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7年,“文化大革命”进入第二个年头。在上海所谓“一月风暴”的带动、影响下,全国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从城市到乡村武斗不断,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在夺权,交通受阻,工厂停产,文教、科研单位更是一片混乱……重新上马的核潜艇研制工作,面临着夭折的危险。

中央分工抓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是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由于2月在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对林彪、江青一伙疯狂迫害老干部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聂荣臻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受到冲击和批判,处境相当困难。到底是身经百战的元戎,“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面对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人员被揪,研制难以继续进行”“工厂停产,无法按时交货”的一封封急电,聂荣臻毅然决定立即召开核潜艇工程协调会议,并且规定:所有接到通知的人员,不管是谁,即使正在被批斗,也必须按时到会。

6月25日,协调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会议大厅召开。来自全国各地核潜艇研制单位的300多位厂长、所长、党委书记及专家、技术人员等济济一堂。他们大都是刚刚被摘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从批斗会场赶来的。彼此相见,或相对无语,或感慨万千。9时许,聂荣臻在国防科委副主任刘华清的陪同下,一身戎装走进会场。

聂荣臻说:核潜艇工程是关系着国家安危大计的重要工程。这一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是党中央集体研究决定的。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研究院、所,生产车间,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我可以告诉大家,毛主席非常关心这项工程,中央也全力支持这项工程。这项工程,不能等,不能停,必须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一切干扰、延误这一任务的做法都是错误的,都是不能允许的!

他接着说:参加这项工程的人员都是经过组织认真选拔的,是可以信赖的。有意见可以提,有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随便揪斗,更不准停止工作。核潜艇研制,涉及27个省、市,上千个科研单位,协作面广,工作量大,一环扣一环。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影响整个工程的进展,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希望各单位从大局出发,严密组织,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把分担的工作做好,把任务完成好,为国防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讲到最后,聂荣臻使劲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党和人民是信任你们的!”

这些“走资派”“反动权威”心里都清楚,聂荣臻的话是讲给他们听的,更是讲给另外一些人听的。聂荣臻的话音刚落,大家便使劲鼓起掌来。会议结束后当天,与会人员就纷纷返回各自的工作岗位。时过不久,为了使此次会议的精神得以贯彻,确保核潜艇研制能够顺利进行,聂荣臻又签发了一份《特别公函》,说明核潜艇工程的重大意义,明确提出研制单位不得冲击,有关人员不得揪斗,工程建设不得干扰。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拿着这份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的《特别公函》,跑遍了全国各地有关科研院所、参研工厂……

实践证明,聂荣臻主持召开的这次协调会是及时的,签发《特别公函》,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主持核反应堆总体设计的核动力专家彭士禄与数十名设计人员,借此安然地集中到一个海岛,“全封闭”地向核动力装置设计发起最后“冲刺”;全国承担了核潜艇研制任务的数以千计的科研院所,在空前的政治风暴中基本上可以正常运转;大批军工企业顶住了所谓“反对资产阶级的关、卡、压”“以生产压革命”等种种谬论,扭转了“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

关键而惊心动魄的试验

在核潜艇研制中,7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58年7月18日,毛泽东签文批准了这一重大工程;12年后的1970年7月18日,核潜艇动力装置在“三线”某地进行了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

这是一次关键的试验,也是惊心动魄的试验。因为核潜艇试验与原子弹、氢弹试验不同。原子弹、氢弹试验,人可以远离现场用无线电操纵,而核潜艇操作则必须坐在跟前,一旦发生意外,现场参试人员将和整个装置一起化为灰烬。参试人员激动、欣喜、担心、恐惧的心情交织在一起,整个试验现场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中。18 时,模拟堆开始升温升压。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反应堆的功率在缓缓提升。在场的领导和技术人员都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中心控制台一排排闪亮的信号灯和不停转动着的仪表。操作人员紧张、有序地记录着各种参数……

同一时刻,北京中南海总理办公室灯火通明。从起堆试验开始,周恩来就与前线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守候在电话机旁,每隔一会儿就询问一次试验的进展情况,及时给予指示,提出要求。试验在人们激动和焦灼的期待中进行着。一天又一天,40天过去了。8月28日,反应堆达到了额定功率,核动力装置成功了!大厅里一阵欢呼,参试人员都不由自主地流下了激动的热泪。时刻关注着试验进展的周恩来,及时送去了亲切的祝贺和慰问。

毛泽东生日的献礼

陆上模拟堆起堆试验成功的喜讯传到核潜艇总装厂后,顶着“唯生产力论”帽子,克服工作、生活上重重困难,奋战多年的职工们,无不欢欣鼓舞。大家昼夜不停地进行设备安装,或许是巧合,也许是刻意安排,12月26日毛泽东诞辰这天,新中国海军装备的“头生宝贝”——反潜鱼雷核潜艇,胜利地举行了下水典礼。

此后,按照计划,鱼雷核潜艇进入试航阶段。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核潜艇先后出海20多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顺利地完成了码头、水面,浅水、深水等阶段200多个项目的试验,为完善、改进和定型建造,积累了大量宝贵的数据和经验。

然而,这一工程的政治命运远不像海上试验那样顺利。1971年9月林彪叛逃后,借机窃取了更大权力的“四人帮”一伙再次挥起大棒,声言核潜艇工程是“黑工程”,胡说全力抓核潜艇研制的领导、专家于笑虹等人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妄图干扰破坏核潜艇航行试验,进而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识破了他们的阴谋,通过有理、有力的斗争,才保证了核潜艇试航的正常进行和进一步改进、完善。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颁发命令:中国第一艘鱼雷核潜艇命名为“长征一号”,授予军旗,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

按照核潜艇研制分两步走的规划,接下来是研制导弹核潜艇。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一工程再次受到严重冲击和干扰。直至粉碎“四人帮”后,进程才得以大大加快。1981年4月30日,第一艘导弹核潜艇剪彩下水;翌年10月12日,首次进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共和国海军由浅蓝走向深蓝

1965年11月,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遍万里海疆:经过20多天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证明,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设计要求,我国自行设计、建设的大功率超长波发射台成功了!

按照惯例,这个消息不可能立即在报刊、电台公开发表,但它在海军部队内部传得飞快,因为对海军舰艇部队特别是潜艇部队来说,它太重要了。

萧劲光早就着手抓超长波电台建设

舰艇远离基岸,特别是潜艇,潜航在大洋深处,必须依靠无线电通信与指挥机关保持联系。无线电短波、中波、长波都无力穿透海水把信息传给潜艇,只有超长电磁波传播距离远、能量消耗少,能够穿透深深的海水,使指挥机关与潜艇联系畅通无阻,实现远距离作战指挥。正是基于此,军事家们说,没有超长波电台,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潜艇部队,没有真正的海军。所以,在新中国第一支潜艇部队建立的同时,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就着手抓超长波电台的建设,并于1955年前后建起了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和远航任务的增加,原有的超长波电台已远远不能满足部队作战训练的需要。

1957年,萧劲光就提出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的问题,并委婉地向苏联顾问提出了给予援助和支持的要求。

苏联的“想法”和中国的坚持

1958年1月6日,苏联海军上将普拉顿诺夫发给萧劲光一份函件。他在信函中写道:“为了苏联海军和中国海军设在太平洋西岸地区的长波台更加就绪,和提高双方利用这些电台的效率,苏联海军首长认为,最好组织两国海军对设在海参崴、青岛、宁波和西营各地之TAPAH 超长波电台的共同使用……”同时附有“协议草案”。很显然,苏联这一提议的主旨,在于通过一定形式将中国已有的3个小型超长波电台纳入其在远东的通信网络,以保证苏联海军在南太平洋中部海区活动的指挥。接着,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来函,正式提出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和远程收信中心的问题,并主动提出派专家组来华协商。中央军委经慎重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于6月12日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复函苏联国防部,婉言谢绝了中苏合建超长波电台的提议,表示中国愿意自建,请苏联给予技术上的帮助;同时,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提出,中苏两国可就此签订一份正式协议。

6月28日,由苏联海军通信部部长助理列特文斯基率领的专家组一行6人来华,带来了苏联海军首长给彭德怀的信和协议草案。草案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两国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个超长波电台”,“所需费用,由苏联负担”。投资办法是,苏方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30%(土建),并且规定,超长波台建成后,由中苏共管,苏方派一个15 人的小分队常驻电台。电台使用权按投资比例划分。这就是说,超长波台建成后,主要由苏联管理使用。

这样严重有损中国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所谓“协议草案”,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不能同意。听了有关汇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使用权七比三,在我们的土地上我们却只有三分使用权,这比袁世凯的卖国条约还厉害!经过与苏联大使及专家组等多次商洽,7月21日,彭德怀再次复信苏联国防部部长,重申了中国坚持自建的原则立场。信中说:“欢迎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有关工程的建筑费用、设备费用和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由中国全部承担,这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事情。”

中国政府态度明确而坚定,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仍然不甘心。7月31日,赫鲁晓夫亲率代表团秘密访华,抵达北京。中苏高级会谈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中,虽然例行地讨论了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但双方都清楚,真正的议题是关于建设大功率超长波电台问题。这次会谈是不愉快、无重大成果的。

后几经协商,同年8月3日,由中国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苏联国防部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建设超长波电台和收信中心问题的协定》(后称“八三”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一、超长波台由中国自己建设,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二、苏联在设计和建筑等技术方面给予帮助和指导。装备器材凡中国不能解决的请苏联援助,通过订货解决。苏联根据协定所提供的设计资料、装备器材和派遣的来华专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一切费用,均由中国通过贸易账户偿付。三、苏联需要使用中国的超长波台问题由双方另行谈判。在此基础上,同年11月,中苏两国又签订了关于苏方提供设备器材、派遣专家的合同。

中苏关系突变的影响

有了协定,海军当即组织勘址、筹备,超长波台建设正式启动了。1959年9月13日,以苏联海军超长波台台长伊林中校为组长的专家组一行8人抵达北京,继而成立了由苏联专家和中国技术人员参加的工程设计办公室。

翌年春,中央军委批准了超长波台总体设计方案,并列入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同时,成立了“超长波电台建设委员会”(简称“建委”),由海军副司令员周希汉任主任委员,国家经委、计委,军委通信部和海军相关部门领导任副主任委员。考虑到超长波台工程技术性强、难度大的实际问题,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调集国务院建筑工程部设计院、中央广播事业局等单位业务骨干参加研制和施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军委特批把从朝鲜回国的志愿军的一个建制师集体专业,组成建筑工程部第二工程公司,承担土建施工任务。随即,相关单位立即投入工作。

但就在这时,形势发生了逆转。1960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恶化。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单方面撕毁同中国签订的600多个专家合同和科技合同,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8月,来华协助建设超长波台的苏联专家组奉命回国。“八三”协定及相关合同,自然也成了一纸空文。

通信工艺设计只进行了一半,土建工程刚刚开始,许多关键性的设备有待从苏联进口…… 事到如今,怎么办?就此下马还是接着干?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听取了“建委”的情况汇报,最后作出决定: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靠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和双手,继续干下去,背水一战!

工程建设,设计是根本。苏联专家撤走时,通信工艺设计只进行了一半,资料也全部被带走。为了解决设计问题,“建委”组织成立了由高级工程师周建畏、技师毛耀伯等组成的技术攻关小组。从清华大学、华中工程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总参通信学校、海军工程学院等全国各院校广招贤能,参加研究设计工作。经过一年的苦心钻研,绘制出8本总图,整理了所有分图,终于突破了工程设计的关键环节。

按照“八三”协定,整套设备由苏联提供,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没到的停止供货,已到的也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中国外贸部部长李强亲自出面与苏联驻华商务参赞洽商,要求退赔,另组织人到发达国家购买。有些重要设备,国外买不到,国务院各部委就分头派人到所属工厂订货。这些厂接受任务后,都集中专业技术骨干夜以继日地研制,并提前把设备送到施工现场。有几种设备,技术知识含量很高,研制非常困难,而需要量却很少,对工厂来说,显然是“亏本买卖”。但相关工厂接到任务后,毫不犹豫地立即停下原定产品生产,抽出最好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从事超长波台设备的研制,保质保量完成了任务。在超长波台建设过程中,真正体现了“全国一盘棋”。

1965年9月,经过4年多的艰苦拼搏,超长波台工程完成整机调试,终于顺利竣工。

成功

1965年国庆节后,超长波台全体建设者和海军官兵怀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一个企盼已久的日子:超长波台进行对潜艇发送信号试验。

这天尚未到上班时间,经过集中训练的海军官兵便在专家们的陪同下早早来到各自的岗位。10把钥匙按顺序打开发信机的“锁”,在大家屏息静气地注视下,若满天星斗的仪表迅即敏捷地运转起来……

数千里之外,海军潜艇已抵达预定海域。下潜、上浮、破浪前进……参试的海司通信部技师陈万余与艇员们一起热切地等待着一个难忘时刻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联络时间终于到了!“超长波台在呼叫!超长波台在呼叫!”通信兵一边激动地喊着,一边摘下耳机递给陈万余……对潜通信试验,电键声声,清脆有力。

“一次成功!”当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时,狭小的舱室里充满了掌声、欢笑。而在内陆高原上,超长波台机房里,在场的专家、技术人员个个热泪盈眶。多少个呕心沥血的日日夜夜呀,现在终于可以向祖国、向人民、向密切关注着工程每一步进展的共和国领袖汇报:我们自己的大功率超长波电台建设成功了!

经中央军委批准,11月28日,新中国第一座大功率超长波电台投入使用,开始担负训练战略任务。从此,人民海军装备发展的历史又揭开了新的一页。新中国海军的潜艇真正姓“潜”了,它们乘风破浪畅游大海远洋,带着祖国的嘱托,带着中华民族的自豪,从浅蓝走向深蓝!

来源:报刊荟萃

责任编辑:贾佳

更多资讯,下载群众新闻

  • 陕西新闻

    编辑推荐

    娱乐星闻

    群众新闻网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1998-2020 by www.sxdaily.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