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日报

镶金兽首玛瑙杯:含华炳丽暗琼觞

作者:陈志涛

发布时间:2020-06-30 08:30:46

来源:陕西日报

镶金兽首玛瑙杯。

它的身份,是唐玄宗时期邠王李守礼的私人收藏,还是唐德宗时期租庸调使刘震管理的皇家库藏?人们莫衷一是。但它作为一件材质珍稀、工艺精湛、姿态华贵的艺术珍品,可称得上是唐代繁荣强盛的时代印记。

它的诞生,是在遥远的波斯,还是从西域“进口”罕见的缠丝玛瑙后,由长安城的工匠精雕细琢而成的仿粟特制品?人们莫衷一是。但西域的优质玛瑙进入中原的宫廷府库,恰恰说明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畅通活跃。

它的外观,颇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已有的角杯相似,但牛头与羚羊角的拼接、兽首与杯身的圆融,却同古希腊的“来通”遥相呼应,鲜明地反映出其设计、造型源自域外,是唐代包容、开放的文化风气的生动体现。

它就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镶金兽首玛瑙杯。作为目前所见唐代玉器中最瑰丽、独特的一件,镶金兽首玛瑙杯代表了唐代玉雕艺术的最高水准,其价值堪称独一无二。

镶金兽首玛瑙杯

年龄:1200余岁

职称:国宝级

出生时间:唐代

籍贯:西安市南郊何家村

户籍登记时间:1970年

现住址:陕西历史博物馆

1970年10月5日,在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的一处建筑工地,工人们在挖地基时意外发现两个装满金杯银碗的陶瓮和提梁罐。稍加清理盘点,考古人员发现有些文物明显是成套成对的,却不见了“另一半”。可眼前的文物既然保存完好、摆放整齐,那么这些文物的“另一半”很有可能也得到了较好的保存。继续发掘6天后,考古人员果然在距离陶瓮1米远的地方发现了第二瓮文物。

经过清点,这批后来被誉为“大唐遗宝”“何家村遗宝”的文物,包括1000多件(组)金银器、玉器、贵重药材、中外钱币等。它们不仅数量大、品类多、品级高,展现了精美绝伦的制作工艺和艺术水准,而且带有浓重的时代特征和异域文化因素,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所激荡出的多元融合的艺术风格,是20世纪唐代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专家学者们依据出土地点、文献记载等,推测出这些皇家器物可能为章怀太子次子邠王李守礼、租庸调使刘震等人所保有或掌管。然而,这些研究却不约而同地将其埋藏时间指向了安史之乱、泾原兵变等几个战乱时期。金玉无声,却见证了奢华典雅的盛唐景象,也经历了烽火狼烟的时代风云。

游客正在参观镶金兽首玛瑙杯。

杯与兽的奇妙融合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大唐遗宝”中最具代表性的珍宝之一。无论是在1996年国家文物局对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文物所评定的18件(组)国宝级文物中,还是在2002年出台的《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上,镶金兽首玛瑙杯都赫然在列。

为何它受到如此赞誉和殊荣呢?6月16日,记者来到陕西历史博物馆第四展厅“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一探究竟。

镶金兽首玛瑙杯通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6厘米,远远望去犹如一支兽角,宽大的杯身与栩栩如生的兽首浑然一体,连接成弯角状,使其不像常见的饮酒器一样平放,而是“横卧”在特制的凹槽中。

这样独树一帜的造型是怎么来的呢?据了解,这与工匠制造此杯时所采用的俏色工艺有关。所谓俏色,就是巧妙地利用玉石原料的自然纹理与形态,“取势造型,依型布局”“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使得玉石制品在不借助或较少借助额外装饰的情况下,仍可呈现美轮美奂的造型。

由于玛瑙杯的玉石原料是罕见的以酱红色为主调,中间夹杂橙黄、乳白等色带状纹理的缠丝玛瑙,工匠在设计镶金兽首玛瑙杯的造型时,便充分考虑了缠丝玛瑙纹理细腻、层次分明、光鲜润泽的特质,将其制成一件精美的俏色玉雕——既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一件唐代俏色玉雕,也是目前所见做工最为精湛的唐代玉器。

走近镶金兽首玛瑙杯,可以看到,这是一件材质珍稀、工艺精湛、姿态华贵的艺术珍品。纹理较宽、竖直的一端被雕琢成杯口,杯口下自然地勾勒出两道光滑流畅的圆凸弦纹,纹理较窄的一端则被雕琢成卧伏状的兽首。兽首似牛头,高高竖起硕大的双耳,圆睁双眼,鼓起双鼻,紧闭双唇,唇上的毛孔和髭须也被刻画得细致入微,流露出安详典雅的神态。然而,牛头之上却是两只粗壮的羚羊角,呈螺旋状向后弯曲,恰到好处地与杯口下沿相连,形成两只杯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兽首的口鼻被设计成一个可拆卸的笼嘴形金帽,镶嵌在杯体的流嘴上,既兼顾了饮酒器的实用性,又为色泽相对暗淡的一端增添了灿灿金光,金玉材质交相辉映,使兽首造型更趋完美。

依据镶金兽首玛瑙杯的材质、造型,专家学者们判断,这可能是一件来自西域的礼物,也有可能出自居住在长安城的粟特工匠之手,当然也不排除这是唐代工匠学习外来工艺后的杰作的可能。可以想见,在唐王朝繁荣富强的年代,中亚、西亚的使团、商人、工匠等携着珍宝,跨越万里之遥,来到宏伟壮丽的长安城进行朝贡、贸易等活动,书写了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华美篇章。

从不同角度展示的镶金兽首玛瑙杯。

神秘的“西域来客”

唐代的玛瑙器,在文献记载中有不少,但实物出土的不多,镶金兽首玛瑙杯更是海内孤品。为何专家学者们却一致判断,这是一件外来器物?

从轮廓上看,镶金兽首玛瑙杯呈弧线形,颇似兽角,所以也被归类为“角杯”的一种。考古专家孙机曾指出,我国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有陶制角杯,也有相应的出土实物,而且在战国、西汉时期的青铜器刻纹、壁画中也出现过持角杯的人物形象,但这些角杯的底端既无泄水孔,也无兽首,与镶金兽首玛瑙杯不属同一器类。也就是说,镶金兽首玛瑙杯没有体现出中国传统器物的历史传承。

从器物风格上看,这种上端杯身、下端兽首造型的角杯,在古代中亚、西亚地区尤其是波斯地区比较常见。这类角杯起源于古希腊,被称为“来通”。在古希腊人的观念中,“来通”是一种圣物,用它注酒可防止中毒,一般用于祭祀等场合,由于使用时动作幅度比较大,将酒一饮而尽,可营造出强烈的仪式氛围。后来,随着波斯文明的东向发展,“来通”得以向东方传播,其功能逐渐演变为一种饮宴酒器,并逐渐世俗化和大众化。孙机在《中国圣火》一书中,对“来通”的传播路径和造型演变作梳理后,判断镶金兽首玛瑙杯属于8世纪前期的仿粟特式“来通”——唐代工匠大约也想模仿西方的时尚采用羚羊首之形,但由于对羚羊不熟悉,最终将玛瑙杯的兽首制成了牛头和羚羊角的拼接风格。

从材质来源看,中国本地所产玛瑙以白、黄色泽居多,且多用于制作小件饰品或串饰,而像红色缠丝玛瑙这样的优质品类则来自西域。《旧唐书》《册府元龟》中就有关于唐高宗、唐玄宗时期吐火罗、波斯、康国等西域国家遣使进献玛瑙的记载,而初唐皇室贵族中又普遍存在重豪华、喜珍宝的风气,对于胡服、胡食、胡物、胡乐等新鲜事物有着浓烈的兴趣。据此,有专家认为,何家村所出土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等象征身份地位和财富权力的珍贵器物,可能是来自波斯一带的贡品,反映了唐代“绝域入贡,万邦来朝”的盛况。

虽然“仿制说”“入贡说”都未能充分揭示镶金兽首玛瑙杯的产地,但无论其是原产波斯,还是由西域“进口”玉石后在长安城完成加工,都可从侧面反映出粟特人引以为豪的西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长安城,为唐代的奢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血液,是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生动案例。

玛瑙与“来通”的短暂邂逅

我国自原始社会就已开始使用玛瑙。在汉代以前,人们往往将其称为“琼玉”“赤玉”。佛教传入后,人们才开始使用玛瑙一词,有时也称之为“马脑”“马勒”。据《拾遗记》记载,在古人的观念中,玛瑙是由恶鬼之血所凝结而成,具有避邪呈祥的效果,可用来制作保存甘露的器皿。由于甘露是祥瑞的象征,玛瑙及其制品也就相应地更受人们青睐。

古人对玛瑙的材质大有讲究。玛瑙以红色为佳,但又不能全红,只有红与黄、白、青等色纹理交错的,才是上好的材料。因此,在他们看来,优质玛瑙来源于西方。大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域的玛瑙及其制品开始流入中原地区,受到当时上层社会的欢迎。《北齐书》记载:“魏氏奇宝……玛瑙榼容三升,玉缝之。皆称西域鬼器也。”《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河间王元琛在举行宴会时特意摆出许多来自西域的珍玩进行炫耀,“常会宗室,陈诸宝器……有水晶钵、玛瑙琉璃碗、赤玉卮,数十枚。做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隋书》也有隋炀帝派遣使者西行“至罽宾,得玛瑙杯”的史事。这些玛瑙杯、碗等由于从西域而来,被称为“西域鬼器”,不仅稀有,而且带有强烈的异域色彩,备受皇室贵族青睐。

到了唐代,西域的玛瑙器继续以贡品、战利品等形式流入中原地区,成为豪华宴饮中人们竞相炫耀、咏赋的对象。唐代诗人钱起就曾写道:“良工雕饰明且鲜,得成珍器入芳筵。含华炳丽金尊侧,翠斝琼觞忽无色。”诗中描绘玛瑙雕饰成的饮酒器,使得奢华宴席上其他各类饮酒器都黯然失色,足见玛瑙器的珍贵。

若将天水、西安、安阳、太原等地的唐代墓葬壁画中的饮酒图,与波斯帝国的贵族饮宴图作对比,可以发现,唐人在使用“来通”角杯时,采用了特别的饮酒姿势——躺卧式。由于“来通”角杯整体上呈兽角状,重心有所前移,为避免饮酒时出现洒漏,往往需要调整身体姿态以保持一定平衡,而保持角杯平衡的最佳姿势就是躺卧。

以善于经商闻名的粟特人将波斯躺卧式饮宴之风传入中国,带来了新的流行时尚。但从出土的墓葬壁画来看,躺卧饮宴的主角仍是在华粟特人。毕竟,“来通”角杯与中国传统饮酒器差异巨大,波斯的饮酒方式、习惯不能成为唐代的主流。而且,按照《唐律疏议》的规定,“一品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玛瑙制品也只是唐代贵族中流行的奢侈品。因此,可以猜测,镶金兽首玛瑙杯也许偶尔会被用来体验波斯饮酒时尚,但平时大概率是作为皇室贵族的观赏之物。

以镶金兽首玛瑙杯为代表的“来通”角杯,在中国没有广泛流行开来。尽管唐人很快就对“来通”角杯进行了流嘴朝上、取消泄水孔等本土化改造,也没有改变其观赏价值大于实用价值的处境。中唐以后,“来通”角杯开始淡出中国人的视野,这种西方流行酒器在中国的传播止步于此,此后其形象也是多与胡人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历史记忆。

记者手记

中西文化交融的光彩

在唐朝与周边国家和地区交往的过程中,许多奇珍异宝通过贸易、朝贡、战争等方式流入中原,出现在王公贵族的社会生活中,成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而这些奢华的器物本身就是各地风俗、艺术、物产、制作工艺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集大成者,当它们受到上层社会的追捧时,会对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审美旨趣带来冲击,无疑也就为唐朝的手工艺术品制造带来了西域文明的新风。

镶金兽首玛瑙杯之所以出现在长安城,与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加深密不可分。作为单个器物来说,它的诞生、流转的传奇经历也许已经难以考证,无论是从西域“原装进口”的也好,还是“进口”后加工制成的也罢,都有着相应的史料或实物支撑。但这种解释的不确定性,恰恰是唐朝包容多元的社会文化的体现。因为,在唐朝包容多元的社会背景下,域外的奇珍异宝通过多种渠道进入长安城,同时还有大量的使团、商人、工匠等不同群体在长安城扎根各行各业,融入城市生活之中,中西方文化从上到下都发生着迅猛而深刻的碰撞融合。那么,镶金兽首玛瑙杯的存在,无论是作为西域国家进献给皇室的礼物,还是由当时的工匠借鉴创造,都有着充分的社会基础和相当的合理性。

初看此杯时,觉得它是艺术精美的海内孤品,仿佛横空出世一般。当神秘感一点点褪去,“来通”角杯这一器物类型在亚欧大陆上的传播、演变路径就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线索也相应地浮现在世人面前,一条玉石之路、贸易之路、文明交流之路绵延在地中海沿岸至长安城的广袤大地上。

应当说,如果没有丝绸之路的畅通活跃,“来通”角杯可能就不能从希腊半岛一直传入中国,也许就不会有镶金兽首玛瑙杯这一器物的诞生;如果没有唐朝包容多元的社会文化,镶金兽首玛瑙杯也可能不会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更难以进入皇家库藏之中。

往事越千年。透过瑰丽奇特的镶金兽首玛瑙杯,我们仍可以感受到穿越千年的盛唐风华和文明之光,品味那独特的历史记忆。 (记者 陈志涛文/图)

责任编辑:何叶

更多资讯,下载群众新闻

  • 陕西新闻

    编辑推荐

    娱乐星闻

    群众新闻网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授权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Copyright © 1998-2020 by www.sxdaily.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