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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治理,让文化服务更精准(文化脉动)

作者:郑海鸥

2017年11月10日08:05

来源:人民网

  浙江温州市民在环境优雅的城市书房内阅读。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简政放权、调动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为目标,我国一些地区探索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精准服务。

  亟须打破“大锅饭”“等靠要”

  广东顺德市民吴桃很喜欢看演出。前几天,她购买了即将来顺德演出的中央芭蕾舞团《舞姬》的门票,“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殿堂级的艺术表演,感觉真好。”几年前,吴桃会为了看一场演出,专门开车去广州、深圳,演出结束再开车回来。最近这几年,“候鸟式”的观演方式越来越少。

  变化发端于2012年9月,实行理事会制度的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成立,整合了区文化馆、演艺中心等机构的职能。改革前,演艺中心年平均演出40多场次,去年达到240场次;还引进了解放军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等一批高档次团体演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让公共文化服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广东佛山顺德区文体局副局长罗远光有感而发。

  改革前,“在相对固化的传统事业单位运行机制下,人员‘吃大锅饭’和‘等靠要’的现象严重,大家做与不做一个样,死气沉沉。还存在论资排辈的情况,真正有能力的人士没有开展工作的积极性。”罗远光回忆。

  内部管理活力不强,群众怎么能获得高效服务?“现如今,广大群众不再满足于低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而向往着更高质量。那么,坚持问题导向,改革体制机制,就成了摆在我们眼前的课题。”浙江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剑谨谈道。

  全国来看,行政依附性强、效率低下、监督缺位等诸多问题在公共文化机构中十分普遍,导致服务效能低下、供需对接不精准。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宏存表示,“理事会建设重新界定政府与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在放权与赋权中提高公共文化机构运作活力,更好地为社会供给供需对接的公共产品。”

  实际上,广东顺德5年前已经开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2014年,文化部颁布了《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方案》,并在全国遴选了温州市图书馆等10家公共文化机构作为国家级试点,各省也确定了60多家省级试点。近日,中宣部、文化部等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推动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后,顺德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由来自政府、文艺界和社会其他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担任理事,政府工作人员占比不得超过1/3,理事长由社会人士担任。管理上参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理事会全面负责中心重大决策和日常管理运作。温州市图书馆则向社会公开招募理事,最大限度吸引各阶层社会代表加入理事队伍,第一届理事会成员13名,来自文化教育界、工商企业界等的代表达到10名,温州总商会副会长李国胜被选举为首届理事长。馆长胡海荣表示,“这确保了理事会成员结构的多元性、身份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性。”

  以高效管理,提供精准服务

  “现在工作起来,就是没日没夜,而且热情高涨。”顺德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副总干事黄剑能感慨,中心确立了大大小小60项管理制度,所有人员均签订劳动合同,“比传统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灵活、高效”。

  “一年有6次绩效考核,还有年终的群众满意度测评,一旦某员工工作不合格,就按规定处罚。而一旦工作完成得好,绩效工资、职务调整等就会向其倾斜,充分激发干事热情。”黄剑能说,“所以,我们所有人只能‘向前走’。有一名文化馆的老同事,现在工作越来越有成绩,这就是管理体制变革带来的可喜变化。”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谈道:“理事们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背景,比如律师、会计师、政协委员、市民代表,通过他们充分讨论的决策,跟之前单纯由单位里的几个人决策相比,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科学性,也发挥监督作用,为公众利益把关。”

  管理体制更加科学,最终获得实惠的是老百姓。“理事们来自各行各业,让公共文化机构能直接而系统地听到各界群众诉求,引导以需定供、开展精准服务。”胡海荣介绍,除了一年3次的理事会全体会议,日常各理事都在微信群里积极交流,传递社会各方面对工作的意见建议。

  温州城市书房应运而生。“很多读者向理事反映,能不能延长图书馆开馆时间、能不能将图书馆建到他们身边。理事会就此事进行了讨论,最终促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城市书房的产生。”李国胜回忆。截至今年10月,温州城市书房已建成28家,接待读者232.6万人次,外借图书125.3万册,图书外借率230%。

  吴锦荣是顺德小有名气的策展人,也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的上任理事,他筹集百万资金为中心建设了顺德艺术展览馆,并负责运营,5年来,他策划的展览就有上百场。记者观察到,各地理事会均将社会知名人士作为重要人员,他们责任感强,对文化事业有情怀,且有影响力和社会资源,极大增强了文化机构凝聚社会力量、整合资源、调动资源的能力。

  做好新旧体制的过渡、衔接和转换

  长期以来,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既管文化又办文化,且往往以办文化为主,疲于各种活动的应付,导致该“管”的没管好,“办”的水平也不高。实施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由此显出必要性。

  不过,对于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巫志南表示,理事会要避免“翻牌”,避免政府部门包揽一切组建事务,“特别是政府官员理事过多、在很小的业务圈内找熟人担任公众理事,或主管部门过多介入理事会事务性决策。”此外,巫志南谈道,“理事会中代表公众利益的理事一定要占多数,从而将机构决策置于公众视线之下。”

  此外,必须避免理事会成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另一个“婆婆”,也就是理顺文化主管部门和公共文化机构理事会之间的关系,并明确公共文化机构中决策层、管理层的职责权限和规则,这是改革推进中的重要方面。“政府放了哪些权,理事会有哪些管理自主权,理事会内部如何运行,这些都必须予以明确,防止出现‘争权’或‘推诿’的现象。”巫志南说。

  “执行上级交办的文化精品创作任务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负责,文体局协助;全区文艺交流工作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负责……经历了几年磨合,顺德区文体局和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终于在2014年,对存在交叉的49项权责列出清单,逐一进行了明确。”顺德区文体局文化科副科长廖亦泉表示,“由此,文化主管部门腾出精力和力量专心管理和监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则专业实施办文化,形成合力。”。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落实责任分工,把握工作节奏,做好新旧体制的过渡、衔接和转换,积极稳妥推进。记者了解到,《温州市图书馆章程》也是历经半年多反复修改后方才出台,章程明确了理事会职能,梳理了其与主管局之间事权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比如,明确政府对理事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引导、经费约束和行为监督,而不直接干预理事会的决策行为。

  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不是一项单纯的业务工作,而是涉及公共文化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即便是走在改革前列的公共文化机构,目前的发展也还存在一些困难。胡海荣说,“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涉及各方面内容,不是图书馆和主管局说了就算,它涉及人事、财政等诸多部门。所以期待配套政策能更加成熟,让理事会充分发挥作用。”

  《 人民日报 》( 2017年11月09日 19 版)

(责任编辑:李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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