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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音乐交流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作者:陕西师范大学     贾茹

2017年09月29日12:05

来源:陕西传媒网-陕西日报

丝绸之路音乐交流的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贾茹

丝绸之路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长距离商路,在上下两千年、纵横近万里的时空中,为东西方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架起了桥梁。在广阔的历史长河中,沿线各个民族和国家产生和发展了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音乐文化,并经由丝绸之路传播、交流、融通,为沟通民心、促进精神和制度层面的革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

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上的人员往来、商贸流通、文化艺术交流等中外文明交流日益频繁。音乐作为一种视听艺术,最先跨过了语言等障碍,成为丝路交流的重要手段和内容。据古书记载:“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唐代诗人王维《送宇文三赴河西充行军司马》诗云:“横吹杂繁笳,边风卷塞沙。”著名音乐史学家沈知白先生认为,横吹就是横笛,它是从西域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土的。

当然,丝绸之路上的音乐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不仅仅有胡乐和西方乐器传入中土,亦不乏中土舞乐和乐器传入西域乃至于更远的西方。中土传统乐器排箫,战国时期又称籁或籥,郭象注《庄子·齐物论》中曰:“籁,箫也。夫箫管参差,宫商异律,故有短长高下,万殊之声。”所谓“天籁之音”,就是从此种乐器引申出来的成语。据阴法鲁先生研究,中亚许多民族都将吹管乐器称为“奈伊”。在波斯语中,柱子和笛也被称为“奈伊”。有学者认为,“奈伊”很可能就是籁的音译。阴法鲁先生还指出,在古代波斯等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一种弦类乐器被称为“zhenk”或“zheng”,当是筝的音译。在汉武帝时期,细君公主远嫁乌孙,有史籍载其“携琵琶下嫁”。关于琵琶的来源,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议,但是不论其是中国传统乐器,还是由外国传入,都在细君公主远嫁乌孙的史实中扮演了音乐交流载体的角色。与之类似的还有箜篌,古代的箜篌分为凤首箜篌、卧箜篌和竖箜篌三种,其中竖箜篌就来自西域。《通典》云:“竖箜篌,胡乐也,汉灵帝好之。”后来,箜篌逐渐被国人接受,成为我国传统乐器。

音乐交流的深远作用和影响

张骞传横吹入中土、细君公主携琵琶远嫁乌孙,都在器物交流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各民族的传统音乐形态,奠定了民心相通的基础。同时,丝绸之路音乐交流还影响到了制度和精神层面。

我国素有礼仪之邦之称,周公旦制礼作乐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的礼乐制度,这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古代统治者希望借助音乐及其“和”的深刻内涵来规范民众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完善人们的内在修养。《礼记·乐记》载:“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

同样,在古印度、西域诸国乃至于西方世界,音乐都属于古代制度文明的重要范畴。在古印度口耳相传的社会中,音乐满含神圣性和仪式性特质。据《高僧传·鸠摩罗什传》记载:“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这段话凸显了音乐在古印度宗教和政治活动中的神圣性和仪式性特质。

在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西域诸国,音乐同样具有制度文明特征。而在更远的西方,古希腊许多著名的哲学家都曾对音乐特别是乐教问题展开过讨论和研究。在古雅典,音乐是基础教育的重要内容,被认为是一种直达心灵的艺术形式。亚里士多德曾指出:“从前,音乐所以列为教育的一门,是基于比较高尚的意义的。”

与亚里士多德类似,毕达哥拉斯也十分重视音乐教育,认为“向感官灌输音乐,对于人类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事情”。他还特别强调了音乐的社会功能:“用音乐,用某些旋律和节奏可以教育人;用音乐,用某些旋律、节奏治疗人的脾气和情欲,并恢复内心能力的和谐。”

尽管礼乐制度十分神圣,但并非一成不变。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深入,中国的音乐文化尤其是礼乐文化也发生了深刻变革,且集中体现在宫廷乐舞的演变上。在隋朝,宫廷乐舞由七部增至九部;增加的两部,都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密不可分。到了唐代,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达至巅峰,“唐乐”由此也发生了深刻变革,正如殷克勤先生所言:“中西音乐的交流,经过汉魏六朝数百年间的发挥,其成就总是一浪高一浪,一代胜一代,终于孕育出了响彻世界的‘唐乐’高峰。”唐代的《十部乐》涵盖了丝路沿线许多民族的音乐。在礼乐制度方面,胡乐流行更是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乐教思想和礼乐形式。唐太宗李世民有言:“朕闻人和则乐和。隋末丧乱,虽改音律而乐不和。若百姓安乐,金石自谐矣。”“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论述,显著地体现出唐代礼乐制度的发展变化。

音乐是民心相通的重要媒介

音乐文化在制度层面的发展变化之根源,在于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过程中精神和民心的交流和升华。《礼记·乐记》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动,故形於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音乐的交流具有非竞争性,这是其区别于经贸往来和物质交流的重要特征。在人类文明交流过程中,冲突和矛盾是无须讳言的,然而音乐却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这种冲突和矛盾。

唐代以后,连年战乱,中央政府失去了对西域一带的控制权,陆上丝绸之路的交流逐渐陷入沉寂。到了近代,陆上丝绸之路再度书写了一段段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当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阿拉木图有一条著名的冼星海大街。1940年,冼星海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到莫斯科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作和配乐。1941年6月,由于德国法西斯的入侵,苏联爆发卫国战争。冼星海取道蒙古回国受阻,辗转流落到哈萨克斯坦当时的首府阿拉木图,被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收留。在此期间,冼星海与哈萨克斯坦人民心连心、共命运,先后创作了交响乐《阿曼盖尔德》及多首哈萨克歌曲。

2013年9月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倡议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演讲中,习近平主席特别提到了冼星海在阿拉木图的往事,强调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他还强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应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连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交。”从本质上讲,民心相通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互相欣赏和尊重。音乐作为心灵的艺术,是精神层面相互欣赏和尊重的最佳媒介之一。丝绸之路上两千余年的音乐交流史告诉我们,精神层面的和谐和制度上的金石自谐是互为补充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音乐交流应被更广泛地纳入到教育、文化、礼仪乃至于制度层面的交往和改革当中。反过来,只有从理论和制度层面深入思考丝绸之路音乐文化交流的价值和意义,才能保证这种交流得以不断发生和发展。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赵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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