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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大家——于右任

作者:胡运森         来源:陕西传媒网      2016年11月02日11:06

国民政府重臣于右任,位居高官要职长达五十余年之久,在获有监察之父桂冠的同时,还享有书法巨匠、著名报人、爱国诗人、和平老人、杰出教育家等诸多美誉。猴年(2016)春节期间,记者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专程赶赴于老故乡陕西省三原县,瞻仰其仅有三间土柸房 故宅和陈列于老纪念馆中的书法珍品及其救孤济贫的善举展室,边聆听讲解员吕迎的介绍边感受先辈的业绩和节操。

于右任出生在三原县东关河道巷(1879 -1964),从小家境贫寒,父亲于新三在四川打工,买回头上插着草标的赵姓女子为妻,即于右任生母,不幸在右任2岁时病逝。右任于是由二伯母房氏代为抚养,6岁入私塾就读,从一介平民的身份最终担任了国民政府最高检察长。于右任晚年在台湾十分想念祖国大陆,以一生的感怀写下了《望大陆》这首著名的怀乡诗文,爱国之情雄心沥血,跃然纸上。平民的出生让于右任有一颗感同身受的平民之心,不论如何颠沛,不论时世维艰,不论地位变化,他的心始终贴近广大贫苦群众。每次回三原老家,他总是详细了解左邻右舍和一些穷亲朋的生活境况,并叫家人去送些款物。他衣着简朴,经常穿一件灰布大袍子、布鞋布袜子,饮食平常小米饭、红豆稀粥、黄菜等就是一餐;他一生没给家里买过一亩地、盖过一间房,对赈灾济民,扶贫帮困却不惜余力。

办粥厂办报纸救灾民

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陕西遭旱灾,从开春到立夏,没下过一场雨。大片的土地干枯,颗粒无收,搜尽树皮草根,仍无以充饥的灾民接二连三倒在了荒野地里。

时任陕西学使的沈淇泉设法从东南各省募集了一笔款子,购回了一批粮食,在三原县城办救灾粥厂,派尚在宏道书院上学的于右任出任粥厂厂长。

听说三原县城要设点舍饭,四周八围的灾民便拥进了县城。每天夜晚,场院里,街道上,以及各店铺的房檐下,横七竖八地躺着的,坐着的,都是衣衫褴褛、拖儿带女的灾民。为了能吃上那一大勺舍饭,他们常常在四更时分,就早早蜷缩到舍饭场的门前排队,一个挨着一个,默默地站着,直到看不见的地方。

担任了粥厂厂长是于右任首次为民蔗务,他分外忙碌,粮食加工、粥厂的财务管理、舍饭时秩序维持,件件事必躬亲,尽心尽职地去做,夜以继日的忙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人累瘦了,眼熬红了,累的生了一场病。

粥厂直办到第二年麦子将熟,年轻的于右任有了一年宝贵的经历。

于右任为民帮困,并非局限于家乡,他在上海先后创办过《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4种报纸,虽然存续时间都不长,但影响一个胜过一个。以报纸参与社会募赈。

1905年5月15日,于右任在上海创办《民呼日报》 “小报以行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之宗旨。” 当时甘肃地区连年荒干旱,饥馑蔓延,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而身为陕甘总督的升允,却沉湎于挥霍无度的享受中,对饥民的死活漠然置之,他隐瞒和缩小灾荒的程度,虚夸自己的政绩、欺骗上层和社会舆论。对此,《民呼日报》连续发表《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及《甘肃升允开缺德言》等文章,对甘肃的灾情作了如实报道,对升允的丑恶行径进行了无情的揭露。该报还发了一篇《如是我闻》的记实文章,文中说,一老妪困卧楼中,饥饿难耐,以微弱颤抖之声音,令其女珠儿到楼外寻找草根,煮食充饥。女儿到楼外一片荒野赤地中,抠得指甲渍血,好不容易割拔得草根一困,归告其母,而母却不复在,唯见地上留有少许血痕,其母已被人生食也。女儿悲痛几绝,当夜邻居闻其哭啼,翌日竞不见出,亦不闻声,再往视之,则女儿已不知何处,唯见残骨数段,女儿也被为人食也。报道据此义愤陈词,“升允之肉较妪肥百倍,甘民竞不剖食之,意者甘民虽饿,犹择人而食乎!”

《民呼日报》的义举,使甘督升允恼羞成怒,就在报社开始设立各界募捐的机构才五天,升允就以“侵吞赈款”的罪名相诬陷,迫不及待地电令上海道蔡乃煌对民呼报厉行查究。蔡乃煌接电后立即和上海公共租界总巡捕房相勾串,于6月17日拘押了社长于右任和主笔陈飞卿。而所谓侵吞“赈灾款”的事实是,民呼报挤出办公地方,让驻沪的陕甘赈公所在社内办公,以便于接受各地捐款捐物。具体经收所有捐款物的,是该所一名负责人和两名司赈,与报社和于右任丝毫无涉,但是他们仍以这种“莫须有”罪将于右任押狱37天,前后过堂8次。于右任在狱中毫无惧色,一再叮咛来看望他的同志:“报纸一定不能停办。”始终不改“为民疾呼”的初衷。但是官家痛恨民呼报已入骨髓,谓“民呼不停,于右任万不能释”。民呼报同仁审时度势,登出启事;“夫民呼报因于右任而出世,是先有于右任而后发生民呼报。天地间如于右任其人者,正不乏人。则虽死一民呼报,安见不更有千百之于右任,出而重建千百之民呼报,以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以继于右任之志。”至此,《民呼报》不得不停刊。

放赈代赈 防治“虎烈拉”

1918年8月,于右任总领陕西靖国军,驻扎家乡三原四年多。期间,陕西大旱,加上连年兵戈不断,人民生活困苦,甚至连吃盐也成了大问题。于右任下令废止食盐运销的引岸制度放开盐禁,允许任何人任何盐都可以上市销售,使盐价大幅度下降,百姓称好。为了赈济灾民,他派人去京、沪、宁等地,奔走呼号,募集款物。由于他与胡景翼等人的共同努力,向国内各慈善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募得赈款70万元。先后在关中20多个县发放赈款11次,使大批灾民得以死里逃生。

1920年,陕西又遭大旱,连续三年无收,民众遭受空前饥荒。于右任向当局及各界报告灾情,募集捐助,抱病回陕救灾。他不仅将自己和夫人的寿金、长子大婚和孙儿满月过岁所得礼金悉数捐出救灾,并筹措购置粮食100多石,募集110余万元向关中20多个重灾县发放赈灾济。

1921年秋,于右任支持在三原的各界人士成立渭北水利委员会,利用救灾余款,筹办钓儿嘴水利工程,公推李仲三为主任,李仪祉为总工程师,负责工程设计勘测。三原县城西关外西河湾,有一座河中岛,就是于右任为民除害兴利,以工代赈将河道裁弯取直后形成的。

很早以前,三原清峪河水流到西河湾这里,折向南岸冲去,水到南岸向东,旋向北折又向东流去,使河床呈U形,当地老百姓把中间突出的一大片塬头称为老虎鼻墚子。多年来洪水为害,使三原西关沟岸经常出现塌方,有十家住户的后院开始塌陷,群众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于右任携带渭北水利委员会李仲三、李仪祉等人,到西河湾勘察,决定斩断老虎鼻墚子,让清河改道。当时大旱不断,军民并困,无力为之。但是于右任心中老惦记着这事。

1931年春,他返陕视察,仍有不少灾民。于右任捐款,以工代赈改修河道.他捐款3000元,让陕西省建设厅负责设计施工,并派出督工人员,组织附近乡民以工代赈。开挖期间,北岸出现滑坡,增加了3000多方土。督工人员电告于右任,于右任又追捐了2500元。开工四个月,底宽5米,深10米的新河道建成。竣工放水之日,附近百姓扶老携幼,前来观看,万众欢腾,盛况空前。新河道通水后,不但使南岸减少塌方,还增加了不少良田,大家都称颂于右任为老百姓又做了一件好事。

1932年春,大旱过后的陕西各地,流行一种非常厉害的疾病“虎烈拉”“霍乱”。于右任在南京得知此情后,立即派人采买十滴水、二天油、八卦丹、万金油等药品10余箱,委托夫人高仲林带回陕西进行防治。高仲林到三原的第二天,就约请普济医院院长伊添石、博爱医院院长阎子龙,三中教员侯文博和张文生等在民治学校礼堂开会,研究决定预防和急救同时进行,民治学校抽出教员和年龄大的学生参加协助。杨虎城将军得知后,也派来汽车襄助义举。次日一早就出动,白天在三原、泾阳城乡进行,下午在学校礼堂给附近群众注射防疫针并施药物,忙碌了十天才结束。 不仅对泾、原重灾区如此。对发病的榆林地区,于夫人高仲林让给运去了几大木箱药物。由于于右任、杨虎城等人的共同努力,大大减轻了瘟疫的危害。

不置家产 无私奉献

于右任一生都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从来不置私产。为给百姓办事,为了国家民族利益,常常不计得失,甚至节衣缩食。他向陕西捐赠380多块碑石,就是一例。

1924年,于右任从洛阳一位古董商手中购得320多块古幕志,运到北平存放于西四牌楼菊儿胡同住宅的上房里。毛焕明时得于右任资助就学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每年暑假住在于宅,受于右任之嘱雇请工匠拓印《鸳鸯七志斋》中的七对夫妻志石。于右任将墓志内容及其历史、书法史料的价值著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半月刊上发表。据毛焕明文载,抗战军兴,这些墓志连同于右任收购洛阳出土蔡邕所书汉代石碑《汉熹平石经》残石一起,于1935年10月11日致电陕西省主席邵力子、行营杨虎城:“现决送归陕省公有,在西安集中藏处,拟以将来摹拓所得之款,补助三原民治小学经费。唯存放处所得一妥当地方,即由二公酌定。”翌年2月6日,邵力子复电称“前承慨将历年收藏碑石,捐归本省公共保存。现已由委员马文彦运省,暂存文庙。业由教育厅及考古会保管,当即专筑一室,妥为陈列”。西安碑林的创始人,可以说于右任为第一人。于右任为了这380块志石拉下的债,几年后才还清。

于右任的捐赠远不止这些碑石,还有今天藏于甘肃西北民簇大学图书馆的1960多种2000余件金石拓片,以及被誉称为“镇馆之宝”和研究地方史的上乘史料,这些是于右任委托其女婿捐赠。于右任的捐献品中,还有一部分他的手稿和关中名流的稿本、手扎以及明清版本、清人文集等古籍藏本,这些资料无论艺术价值还是史料价值,均堪称无价之宝。

于右任竭毕生精力办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正如孙中山先生曾经给予他的赞扬:“方眼远大,深为本根。”

1935年夏末,于右任接受三原民治学校原校长张文生、时任校长杨兴荣的建议,在该校增办了初中班,后来又决定在该校对面购地扩建。渠南斗口巷附近有一院空庄基,是泾阳富户柏小鱼的产业。柏于两家是老朋友,桕家听说于右任想扩建民治学校,愿意赠送这院空庄基,包括楼房。可是于右任坚决不受,即差张文生同柏家代表敲明协商,议定了价钱。在办理契约手续时,张文生请示于右任是不是就写在先生的堂名下,于右任郑重叮咛道:“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最终将购地者写成民治学校,其实,钱都是于右任出的。遂请上海建业公司在三原修起了第一座两层教学大楼,十六个教室。建筑面积667.25平方米,扩建校园l万平方米,在校生1000余名,时为三原一所最大的学校。

此外,于右任还先后创办了上海大学、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三原女中、渭北师范、四川岳池三中等诸多学校。晚年在台湾倡导支持创办了明新、育达、崇石等专科学校和复旦中学、中国文化大学等,也曾设立“右任奖学金”,一生力行教育救国宏愿。

1929年关中大旱,于右任萌发了走科学务农之道,以改良农业,增加生产,解民倒悬之苦。为此,他决定以自己租族人的300亩耕地为基础,并用公平价钱购买了外地人在当地待售的1000亩耕地,创办斗口村农事试验场,聘请农业专家杨蕴章为场长。

农场大部分土地为粮棉实验田,从全国各地选先进优良品种培育推广。场内还先后举办了三期农技培训班,为地方培养了l00多名农技骨干。建场之初,于右任及他的旧属或国民党上层人员也借口兴办农工企业以牟私利,因此于 1934年3月亲撰并书预立“遗嘱”请石工镌刻石碑,镶于新盖的办公楼南墙上,以铭其“天下为公”“不置私产”之志。后来红军驻军云阳和三原,在斗口农场举办“中国青年干部训练班”,刘伯承、贺龙、彭德怀将军等都慕名参观,给予高度评价。

于右任常背一个褡裢袋,里面仅有两个印章,倘有人求字,提笔就写,拿章便盖,从不收钱。1941年他访问西安时,答应为王曲军校写一百幅屏条,回到重庆,很快写好装裱送去。有时到医院慰问伤兵,一晚要写几十幅。他一生留下诗词歌赋有千首之多,均是不拘一格的上乘佳作,有人评说:“诗成鼓角惊天地,笔走龙蛇迈古今。”

1949年,于右任迁居台湾,一共待了15年。他在病重时曾试写遗嘱,因心绪不宁,写了撕,撕了写,结果一个字也没留下。1962年,于右任写的一首《国殇》,即千古绝唱《望大陆》,以视作他的遗嘱: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4年11月10日, 86岁的于右任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家乡的眷恋与世长辞,葬于台北大屯山。他一生没有置办恒产,所有收入都捐给了家乡办学和慈善。大家在收拾他的遗物时,发现仅有一只铁箱,打开来看,竟是一些未及偿还的三万多元欠条,这位贫穷的慈善大家,令人十分惊叹!

慈善大家---于右任,功垂百世,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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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维娜[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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