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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期浐灞的辉煌

作者:    2016年07月26日10:54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也是浐灞地区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在浐灞及其附近地区发生过一系列重大事件。

历史记载隋文帝开皇元年(581),杨坚代周建隋,都长安,在关中实行保、闾、族户籍管理。开皇二年,在龙首原南麓建新都大兴。开皇三年,迁都大兴,改万年县为大兴县,凿龙首、永安等渠,引浐、交等水入新都。开皇四年(584),六月,诏开广通渠。引渭河水至潼关,以通漕运。开皇五年(585),九月,改鲍陂为杜陂,霸水为滋水。隋恭帝义宁元年(617),李渊以20万大军攻克大兴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李渊称帝,建立唐朝,改大兴城为长安城,改大兴县为万年县。太宗贞观四年(630),日本第一批遣唐使到长安。

据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隋唐长安是全国的首都,也是最负盛名的国际化大都市,总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以上,相当于巴格达的6倍,拜占庭的7倍,洛阳城的1.8倍,比明代南京城大1.9倍,比清代北京城大1.4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宏大、最繁华、最文明的城市。位于这座城市东郊的浐灞地区随着城市的繁荣而繁荣。在隋唐两代,这里是人文荟萃之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充满活力,受到达官显贵和宗教人士的高度重视。

由于浐灞一带具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因此社会名流纷纷在此地修建“别墅”或“别业”,作为休闲游乐的场所。如刘长卿的“灞陵别业”、王昌龄的“灞上闲居”、郭暧的“浐川山池”、李福的“浐川别业”、太平公主南庄、长宁公主东庄等。其中太平公主南庄在灞河附近,唐高宗曾亲率近臣到山庄饮宴。当时唐高宗很高兴,赋诗一首,群臣多应制附和。宋之问《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诗云:“青门路接凤凰台,素浐宸游龙骑来。涧草自迎香辇合,岩花应待御筵开。文移北斗成天象,酒递南山作寿杯。此日侍臣将石去,共欢明主赐金回。”由此不难看出山庄的秀丽和饮宴的奢华。隋唐时期宗教发达,特别是佛道二教,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浐灞地区环境优美,也受到宗教人士的青睐。他们纷纷在此修建塔庙,作为道场。著名高僧玄奘圆寂之后,最初也葬在浐灞地区的白鹿原上。此外,在隋唐时期,浐灞一带还被一些人视为风水宝地,在这里选择了自己的墓地。二十世纪以来,浐灞地区出土的唐代墓志多达数百方,说明唐人确实是很喜欢这个地方。

目前考古人员已在浐灞之间发现隋唐文化遗存115处。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灞桥、广运潭、望春楼等。

隋灞桥遗址

灞桥古已有之,但隋唐灞桥为最有名。如果说浐灞地区是长安通往东方的必经之地,那么灞桥就是东西北交通的咽喉要道。灞桥修建在灞河之上。秦汉之际,灞河上即建有桥梁。王莽时,将灞桥改为“长存桥”。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由长安迁都大兴,因大兴城在长安城东南方向,为了交通的方便,在秦汉灞桥东南5公里的地方修建了新的灞桥。新灞桥为新型石桥,与大兴城(即唐长安)的通化门直对,从而大大便利了京城与东方各地的联系。到了唐代,长安城人口激增,灞桥空前繁忙。唐中宗景龙四年(710),鉴于灞桥地处潼关路、蒲津关路、蓝田关路的交汇处,人流、车流很大,于是在隋代灞桥之南另建一桥,形成南北二桥的局面,以缓解东西交通方面的压力。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又伐长安诸街古槐,对浐、灞二桥进行了整修。唐朝灭亡后,灞桥被逐渐淹没在河沙之中。1994年月4月,灞桥镇柳巷村村民在灞河河道挖沙时,发现一件石刻龙头。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抢救发掘,在河道下两米处发现古代桥址。根据出土的唐代琉璃瓦残片等文物,断定此桥即久负盛名的隋唐灞桥。隋唐灞桥的发现,在海内外引起巨大的轰动,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4年“十一”期间,西安灞河水涨,数小时后,在灞河河滩上露出十一个状若船形的桥墩,证实十年前的考古推断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共发现桥墩十一个,但根据河的宽度推测,应有四十多个桥墩。故隋代灞桥大部仍埋在河沙之下。如果全部揭露出来,将是何等壮观!过去,学术界公认赵州桥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石拱桥。但灞桥比赵州桥早建了二十多年,而且建筑技术十分高超。虽然隋唐灞桥的上半部分已毁,但它是我国目前已知跨度最长、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一座大型多孔石拱桥,在中国古桥梁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在隋唐时期,漕运是十分重要的经济活动。唐代曾在浐水与灞水之间的洼地上修建了著名的广运潭,作为重要漕运港口。这项工程是由韦坚主持修建的。韦坚是长安人,开元二十五年担任长安县令,以聪明能干而著称。后受命主持转运江淮租赋以充国用,“岁益钜万”。长安人口众多,消费很大,仅靠关中之地供不应求,故漕运对长安显得十分重要。唐代前期漕运时断时续,不大稳定。起初“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以车或驮运至陕。而水行来远,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十七八,故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佣钱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陆之直,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显庆元年,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为梁,可通陆运,乃发卒六千凿之,功不成。”唐玄宗天宝年间,对漕运的需求越来越明显。于是唐玄宗令韦坚重新修整漕运。“坚治汉隋运渠,起关门,抵长安,通山东租赋,乃绝灞、浐,并渭而东,至永丰仓与渭合”。为了停泊漕船,韦坚又在望春楼东开凿了著名的广运潭。天宝二年(743),广运潭成,三百余艘漕船齐集潭中,每只船皆署牌写出郡名及船上所载各地特产。 “自衣缺胯绿衫,锦半臂,偏袒膊,红罗抹额,于第一船作号头唱之,和者妇人一百人,皆鲜服靓装,齐声接影,鼓笛胡部以应之。余船洽进,至楼下,连樯弥亘数里,观者山积”。

广运潭西边有著名的望春楼。隋唐王朝常在这一地区举行隆重的迎春活动。因为浐灞地处长安之东,是国都长安的东方门户。古人认为,东方色青,代表春天。故周秦汉唐王朝常在此地举行迎春仪式。为了举行迎春活动,隋唐时期还在此修建了著名的望春楼。望春楼是望春宫的主体建筑。隋唐之际望春宫有南北两座,北望春宫是隋文帝开皇年间修建的,位于咸宁县东、浐水西岸;南望春宫位于春明门外,浐水西岸。在二宫之间,有望春楼、望春亭等建筑,形成一个规模较大的建筑群。望春楼在历史上十分有名。此楼主要是用来举行迎春活动的。此外,献俘、誓师、祓禊等活动也常在此进行。

唐代浐灞图

值得注意的是,隋唐时期在灞河南岸广植垂柳。特别是灞桥附近,垂柳更多,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而“灞柳风雪”便成为浐灞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灞河植柳始于战国秦汉之际。时人多于此送别,形成“折柳送别”的习俗。柳是一种极易成活的树木,具有随遇而安,到处可以成活的特点。离别时带上亲友折下的柳,到达目的地后随手插下,看见家乡的柳,自然会想到家乡的人。此外,柳还有祛祸避邪的作用。北魏学者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一书中说:“正月旦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正因为如此,“折柳送别”的风俗受到人们的重视。隋唐之际,国家统一,社会安定,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折柳送别”之俗逐渐转盛。《开元天宝遗事》载:唐代“来迎去送,至此黯然。故人呼为断魂桥”。每当春和景明,灞桥一带垂柳依依,风景如画,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唐人送别至此,多折柳枝相送,不知演绎了多少人间佳话,而文人墨客,也不知写出了多少千古绝唱。大诗人李白在《灞陵行送别》中写道:“送君灞陵亭,灞水流浩浩……古道连绵西京,紫阙落日浮云生。正当今夕断肠处,黄鹏愁绝不忍听。”白居易在《扬柳枝词》说:“人言柳叶似愁眉,更有愁肠似柳丝。柳丝挽断肠牵断,彼此应无续约期。”杨巨源《赋得灞岸柳留辞郑员外郎》亦云:“杨柳含烟灞岸春,年年攀折为行人。好风傥借低枝便,莫遣青丝扫路尘。”这种情结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到明清时期,许多地方仍流传着折柳送送的风俗。这种风俗充满了人文关怀,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折柳送别之外,隋唐时期灞浐一带还盛行着拔禊的风俗。祓禊也称“祓除”、“修禊”、“祓斋”,是指在郊外水滨举行的洗浴活动。此项活动起源甚早,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风俗。《风俗通义?祀典》载:“禊者,洁也。春者,蠢也,蠢蠢摇动也。……疗生疾之时,故于水上衅洁之也。”祓禊有除灾驱邪,求偶乞子之意。秦汉以来,这种风俗相沿不改。王公贵族,常于三月上巳在灞水边祓禊。《汉书?外戚传》载:“武帝即位数年,无子,平阳公主求良家女十余饰置于家,帝祓灞上而过焉。还过平阳公主,见所侍美人,帝不悦。既然饮,讴者进,帝独悦卫子夫。”《后汉书?礼仪志》载:“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宿垢”。隋唐之际,三月三日携酒食踏青祓禊蔚然成风。唐代三月三日祓禊多在曲江进行,故杜甫诗云:“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除曲江外,泾、渭、浐、灞诸水之滨亦为都人祓禊之地。唐代帝王常来浐、灞祓禊,故唐诗中有“元巳秦中节,吾君灞上游”,“君王来祓禊,灞浐亦朝宗”的诗句。三月上巳,春暖花开,灞浐两岸,绿树成荫,环境优美,故成为祓禊的理想之地。祓禊不只是一种娱乐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温文而雅的隋唐文化。

遗憾的是,繁华似锦的长安城在唐末被彻底毁灭。唐昭宗天祐元年(904)正月十三日, “(朱)全忠率师屯河中,遣牙将寇彦卿奉表请车驾迁都洛阳。全忠令长安居人按籍迁居,撤屋木,自渭浮河而下,连甍号哭,月余不息”。经过这次浩劫,一代名城,化为灰烬。灞浐地区也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到处是残破的景象。五代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东部地区成为历代关心的重点。另一方面,关中地区恢复的速度很慢,到宋元时尚未复苏。

(责任编辑: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