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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军过后尽开颜——记长征中的朱德总司令

作者:     来源:中国网      2016年06月27日15:32

震撼中外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的朱德,在整个长征过程中,他遇到的困难极多、危险极多,作出的贡献也是十分显著的。

  突破封锁

  自从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实行“左”倾领导,特别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以后,朱德名义上虽是红军总司令,实际上整个军事指挥权操在博古、李德等人手中。由于“左”倾领导者暗中排斥,朱德在长征开始前未能参与筹划和决策,只是在行动开始前夕需要用他的名义下达命令的时候才告诉他。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教导师,连同机关人员共八万六千多人,分别从福建的长汀和江西的瑞金等地出发,开始长征,向寻都(今于都)集结,计划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在中央苏区内,留下项英、陈毅等率领酌大约三万人的队伍,坚持游击战争。朱德是在十月十日晚随红军总司令部从瑞金出发的。

  红军兵分两路,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翼,第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转移。于十月二十一日晚开始突围,从王母渡、新田之间,闯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全部渡过了信丰河。在此之前,即九月间,为了同陈济棠建立抗日反蒋的统一战线,朱德和周恩来主持过同陈济棠实行停战的谈判,朱德发出了《关于抗日反蒋问题给陈济案的信》(见《朱德选集》)。由于事先做了陈济棠的工作,和粤军没有怎么打,为长征初期突破蒋军封锁线创造了有利条件。突破第一道封锁线民红军主力插向大庆(今大余),到了湖南的汝城。

  十一月三日,在故城以南的天马山至城口间,红军主力继续前进突破了湖南的汝城、桂东、城口之间的第二道封锁线。

  一个星期以后,红军主力进占了宜章城,通过了粤汉公路,突破了蒋军设置在良田、宜章间的第三道封锁线。然后,红军主力一路经临武、蓝山,一路出嘉禾向西进发。

  这时蒋介石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十五个师“迫剿”红军,并令粤军陈济棠、桂军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队堵截,在湘江沿岸布置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当时敌人内部派系矛盾很大,宜章至湘江间又是广大无堡垒地区,本可抓住有利战机打几个胜仗以扭转被动局面;但“左”颁领导者采取避战政策,只求夺路西进,丧失了歼敌的战机。

  十一月中旬,红军主力在天堂圩打垮了湘军李云杰等部。然后一路出江华、永明(今江永,一路出道县,于二十五日在道县至江华间渡过潇水,继续西进,乘虚抢渡湘江;除后续部队的一个师和另一个团被阻于湘江东岸外,红军主力全部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这时已是十一月底了。

  在继续突破敌人封锁线的过程中,三军团的作战最为出色。在总司令部十一月十一日这一天的行军日志中有这样的记载“朱总司令命令:……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对于三军团首长及全体指战员在此次突破汝城和宜、郴两道封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精神特于本日电告各兵(军)团首长表示赞赏并号召各兵(军)团全体指战员学习三军团的模范。”

  敌人的封锁线虽然被突破了,但由于“左”倾领导者实行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不懂机动灵活地作战,面对敌人天上飞机的时刻轰炸扫射,地面几十万部队的尾追堵截,仍然强令部队往前冲杀,掩护庞大的中央纵队通过。红军边走边打,打得很艰苦,人员、物资损失都很大。过完封锁线,中央红军从开始长征时的八万多人,锐减为三万余人。

  过了湘江,主力红军以急行军的速度,沿着山脉,经全州、龙胜向湘黔边境西翻越了长征途中的第一座高山老界山。在西进中,进入广西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时,敌人派密探混入红军驻地放火烧粮、烧房,借以散布“红军放火”的谣言。朱德对此十分重视,向各军团首长发出命令指出;连日桂敌派出大批密探,在我各军团驻地烧毁民房,企图疲劳及嫁祸我军,破坏红军在群众中的威信,各军团首长及其政治部,应于到达宿营地后及离开宿营地前,严密巡查。如遇火警,务必设法扑灭,救济受难群众。纵火奸细,一经捕获,应即经群众大会公审后枪决。

  十二月十五日,红军占领黎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再次讨论转变战略方针的问题。朱德赞同毛泽东提出的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认为过去在湘西建立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决议指出,新的根据地应是川黔边地区。会议后,朱德和周恩来联名发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议的决议》,决定以红一、九军团为右纵队,红三军团、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左纵队,分别占领黔北剑河、施秉、黄平等地;红二、六军团在湖南省常德地区积极活动,以调动湘敌;红四方面军准备新的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箝制川敌。

  十二月下旬,红一方面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沿途对苗族同胞做了很多工作。

  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朱德出席了在瓮安县猴场(在乌江南岸)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批评了博古、李德的一不过乌江,在川黔边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二要回头和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然后向川南发展,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决定红一方面军立即渡过乌江以实现这一战略任务。这次会议改变了过去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使毛泽东和朱德等在长征中能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使红军真正争得了主动,这是长征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转机。

  过了元旦,红军分三路捡渡乌江。二日,红军一部从余庆县回龙场渡口过江。三日,红军击退扼守乌江北岸的侯子担部,于拂晓在瓮安县的界河口渡江。五日,红军又在开阳县茶山关渡口过江。同日,朱德和周恩来、王稼祥向各军团长发出《关于我野战军迅速休整,准备进入反攻战》的指示,命令各军团须于六、七两日分别到遵义地区集中,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红军先头部队在歼灭一营多敌军后,派侦察部队,采取过去朱德在湘南起义中智取宜章的办法,化装成敌人败军,让俘虏叫开遵义城门。七日,红军占领遵义。朱德和总司令部是在九日进驻遵义县城的。十二日,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在遵义的群众大会上讲话,阐明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张和政策,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

  遵义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后,虽然取得了一定的主动,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险境。这时,可以利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布置好新的围追堵截的间隙,总结一下过去军事上失利的教训。在前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基础上,经过酝酿,于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由于中央和红军都处在不断作战的环境中,这次会议不可能分清过去政治领导上的是非,主要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检讨长征以来党中央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尽力统一认识,并在组织上采取相应措施。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张闻天、陈云、周恩来、博古(秦邦宪)、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参加会议的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以及军事顾问李德和翻译伍修权。

  会议开始,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了关于反对策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推到客观原因上去,不承认主要是他和军事顾问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在这里,不妨回顾一下朱德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态度:当李德进入中央苏区后,住在离红军总司令部不远的一处“独立房子”里。开始,朱德对李德还是比较尊重的,也常到“独立房子”里去看望他,向他谈述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陈述一些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意见,但李德听不进去。在军事指挥上,李德从来没有接受过朱德的任何一个意见。他正式宣布打正规战,不打游击战。由于话不投机朱德从此就不到这座“独立房子”里走动了。整个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对于李德在军事指挥上一系列的错误做法,朱德曾提出不同的意见,可是李德不但不接受,有时还大发雷霆,蛮横地拍起桌子来。李德在博古等的支持下,强行用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向下属部队发布各项命令。朱德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和顾全大局的气度,认为这是党中央的决定。遇到这种情况,朱德有时回到总司令部,便对着军事地图摇头叹气,自言自语地说,不能这样搞啊,这样搞是不行的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博古对李德的错误主张言听计从,在军事指挥上造成很大失误。博古在遵义会议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推到是由于帝国主义给了国民党军队大量援助和白区、各苏区的配合不够等,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继博古的报告后,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着重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的错误,批驳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个人错误作辩解的做法,并阐述了今后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朱德在会议上,以尖锐的语气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作了很有份量的发言。他说:“这样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红军就不能再跟着临时中央走了。”他在发言中还表示,他自己和恩来完全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历史是最忠实的见证人,他同周恩来、毛泽东的革命战斗友谊是很深厚的,他作这样的发言也不是偶然的。第一个到井冈山同毛泽东一起保存和发展红军力量的是朱德,第一个在罗霄山脉中段同毛泽东一起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是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同意排斥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的有朱德。这些,都充分证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敬重。这次会议上更是如此。会上,除个别人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护外,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多数人在发言中都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根据毛泽东和多数同志发言的内容,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解决了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战略战术的是非问题,肯定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在前几次反“围剿”中取得胜利的基本战略战术,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会议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黎平会议作出的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的西南或西北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为使遵义会议的决议得以顺利贯彻,会议还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实际上是主持政治和军事全盘工作的“三人团”。并决定今后的军事指挥,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负责。这样,遵义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危急的战争环境中独立自主地纠正自己的错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

  四渡赤水

  遵义会议的决定传达后,大大地振奋了党心、军心。全军士气高昂,待命挥戈北上。中央红军进行了整编,把笨重的辎重、行李扔掉,精简机构,充实战斗部队。全军除留一干部团外,整编为十六个团:红一军团编为两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编为四个团;红五、红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这样,实际上组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野战军,既有利于作战行动,又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量。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朱德等的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忽北忽南的高度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方针,一反过去被动挨打的局面,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迅速取得了战略上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后,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六军团会合,调集一百五十多个团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逼近包围,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境地区。针对这一情况,经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的精心策划,朱德以红军总司令的名义,于一月二十九日三时发布了《一渡赤水河的行动部署》的命令(见《朱德选集》),命令野战军于二十九日拂晓前与敌脱离接触,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南部西进,并指示各部队分别由猿猴(今元厚)、土城下游、土城上游,至迟于二十九日十二时渡过赤水河。中央红军遵照命令,于同日经土城、猿猴渡过了赤水河,向四川的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准备在四川的宣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责任编辑:同海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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