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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无法承受的权利之轻——读史有感
2006-08-02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语境中，“人的命题”往往语焉不详抑或含混，
一方面显示出社会意志对人本价值的蔑视态度，另方面也透析出中土
制度文化中由于“个人的意义”长期缺席，使得个人伦理见之于公共
权力构制中的基础性作用被忽略，因而个人总是自愿放弃对社会事务
的积极介入和干预，以此规避个人权利表达所承担的政治风险，从而
导致民间社会长期受制于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困，最终只能将生活诉
求压缩在仅仅“为活着而活着”的低度生存区间。
众所周知，摧毁人就是从摧毁他的个性和自发性开始的，当个人
作为群体中不可更动、不可替代的独立意义长期被省略、被贬损，乃
至被逐出公共领域并内化为常设的制度逻辑和普遍的文化观念时，缺
乏个人“主观能动性”的族群精神必然衰变失血，必然失去鲜活的个
性神采，最终造成社会整体性的创生机能严重萎缩。这时候，人们常
常忽视对自由意志的坚守和体己度人的道义关怀。因为既然不能从置
身其间的共同体中体验到温情的历史记忆，领略到家国宗谱中亲切的
问候并由此滋生出痴心眷恋的“乡愁”，也就无所谓爱国的“主义”
和大义的担当，所以也就难于合成出个人之于社会、以及民族同向共
生的荣辱感，就无法演化出体恤庶民、求诉公正的建设性政治动议和
制度安排。正是源于这种畸变的文化与制度合力浸染，才导致中国人
最终信仰文化阙如，完全让位于庸俗化投机主义式的务实理性。
基尔凯郭尔说：“一个人存在得越彻底、越实际，他就能于纷乱
之中找回人格的知觉并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试想，在一个只求
低度活着的社会中，直面同胞共剪、苍生死灭都可以习以为常，他们
又何以能够超越简单的生存逻辑，为个人确立有意味的社会生活形式
呢？因为有如此“无法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们除了圈地以防范各种
不可预料的灾变之外，委实不能将个人的良知选择和道义承担延伸为
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理念。这种民意整体性的不作为和权力系统的“乱
作为”反向共生形成的二元不对称社会格局，使得匍匐而活的人们只
能逆来顺受，又何以能够越出“贱民”的本分，妄想“当家作主”成
为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呢？
综观中国社会的历史流变，由于权力伦理中没有为个人预留出自
由意志的伸展空间，个人的主体意愿很难延伸成为公权决策中有当量
的掣肘力，因而个人自觉与社会公共生态的关联性严重分离。所以，
在一般人的意识中，“公器”不仅无需付诸公论，甚至也不在乎为人
所建构的社会规则、社会关系和一系列对话机制中，是否有对人的关
切和生命伦理的尊重，是否有符合人性的本质然后公平、公正地“待
人处事”的内涵。正因为如此，这种外无国家依托、内无阶层认同，
散漫而又相互排斥的民意生态，使人们只能让无法承受的“原欲之重”
将生命锁定在现世利碌的追逐之中。
正是因为有不把人当人的社会心态，才会有泛滥于社会的对人的
种种污蔑和不敬；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处境，人们才很难把与自己同处
一隅的他者当作休戚与共的生命活体而给予深度的关照。由于缺乏对
客观世界尽精微、致穷理的分析逻辑，几乎极少有人能秉持“精神的
客观性”对生命现象进行追根溯源的终极发问，质疑“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从形而上的高度生发“认识你自己”的内在焦虑，也
不能提供建设性的理论，为形而下的社会进步出谋献策。
置身于这样的社会生态之中，激发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动机大多
不是理性和道德的力量，而是源于私性的欲望和“务实不必求真”的
利害比较，是权力威风支撑下的“暴利分红”引发的政治冒险。除此
之外，由于权力系统中的反程序运作和“优汰劣胜”的评价机制长期
盛行，使得人们一方面不惜作贱自己作为获取现世闻达的“终南捷径”
，另方面又将“衙门”贬斥为藏垢纳污和最具伤害性的反道德力量。
长期的不良循环累积为制度性、文化性的败血因子，在助长了专权者
骄横跋扈的同时，也使民间将这种歧视性的“人”的观念泛化为普遍
的社会意识，关于“人”的判定与阐释，只重人的物化功能和工具性
使用价值，看不到个人作为社会物质与文化创生主体不可替代的神圣
价值，看不到生命本身的存在就是目的，就是一切理论关注和社会实
践自始至终都必须实现的正向目标。
（汉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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